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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民企的吊诡—傅国涌对话张鸣|中欧商业评论

    Author:zhoulujun@live.cn Date:

    洋务运动中兴办实业的洋务派多具备官方背景,李鸿章、张之洞、盛宣怀等代表人物都沿袭了传统农业社会的商人传统。在19世纪末的中国,新兴的工商业文明开始勃兴,从“红顶商人”到民营


    近代民企的吊诡

    —傅国涌对话张鸣

    一个时代的人们不是担起属于他们时代的变革的重负,便是在它的压力之下死于荒野。

    ——哈罗德·卢森堡

    晚清:机器与人争夺

    洋务运动中兴办实业的洋务派多具备官方背景,李鸿章、张之洞、盛宣怀等代表人物都沿袭了传统农业社会的商人传统。在19世纪末的中国,新兴的工商业文明开始勃兴,从“红顶商人”到民营企业家的变迁,一批具备了新知识和责任感的新兴商人开始崛起,他们沐浴了工业化的洗礼,在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张鸣(特邀主持人):在中国办企业有一个文化障碍的问题,李鸿章初办工厂,烟囱一冒烟,大家都害怕,都不愿意进来做工。即使待遇很好也没人来做。所以第一代工人招的都是广东的,因为他们见过机器,还有一批就是太平天国失去父母的孤儿,第一批工人都是这么来的。我还听说一个故事,1872年陈启源在南海做缫丝厂,开始是办工厂,大家都到一个工厂里去做,结果谁也不干,各缫丝户都反对,后来他只好弄了些小机器一家一户分发下去,大家在家里做工人。原来那个工厂的大机器做不了,非得变成小的才可以搞。我们可以看到,大机器工业进入中国的时候还是有一些问题,他们怎么克服这个障碍?

    傅国涌:我举个例子,1900年以后,八国联军进中国之后,荣氏兄弟在无锡创办第一家面粉厂的时候,也是要立烟囱,当地就传出很多谣言,说必须要杀一对童男童女,这个烟囱才立得起来。因为那个时候很迷信,可见障碍确实是很大的。那个时候外资企业在上海已经很普及了,都还这样。面粉出来以后,在销售的时候也碰到问题。因为机器做的面特别白,民间到处有谣言说这个面粉这么白,一定是加了毒药,是外国人要来害中国人。面粉卖不出去怎么办?只好往面粉里面掺手工做的面粉,这样就比较黄,才卖得出去,也就是不能让自己的面粉品质太好了。

    当时的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古老的农业社会,机器是跟人争夺。所以农业社会要接受工业化的洗礼,要接受新式企业需要一个过程,就要让人们享受到实惠和好处,这需要一个过程。最后往往要通过官府的力量才能镇得住。那个时候办企业的人都是有些门路的,哪怕自己是平民(荣氏兄弟就是平民),但他们第一个合伙人也是做过官的,假如没有这个因素,事情就不容易办成。

    张鸣:我觉得这是中国的一个特色,不管是第一代、第二代的企业家,还是现在,都必须跟官府有某种个人的关系,不是建立法律关系,很多时候也不追求建立法律关系。包括张謇,很多事情也是通过官府的个人关系搞定的。我们为什么需要这种关系?我们能不能摆脱这个关系?

    傅国涌:摆脱需要时间,一个法律主导的社会也是需要一个累积过程。我们刚才讲的这样一种社会状态,是一个人治的社会,也是一个累积的过程,长期的、世世代代的不断累积,一直深入到人的骨髓。人们认为办一件事情就需要通过私人关系,人头熟,通过私人关系好说话,如果不这样,代价会更高、更昂贵。


    民初:商业环境“制度化”

    1914年,北洋政府成立后开始实行系统的经济法规制订工作,其中最为重要的《商人通例》和《公司条例》是根据清末各商会所商讨拟订的《商律总则》和《公司律》草案而制订的。清末实行的垄断性专利权被废除,企业和企业家开始获得合法、自由竞争的权利,金融市场日趋活跃,畅通而宽广的融资渠道,更成为企业发展的重要条件。1916年,广东省颁布了清末修订的《保护华侨条例》,鼓励华侨回国投资。到1921年,已颁布经济法规40多项,这些法条是民国企业家的法律保障,也成为维持企业发展的护航之器。

    张鸣:按道理说,本国制订商法,本国的商人和企业家应该很积极才是,应该高度去参与这事,因为跟他们的利益攸关,但实际上参与很少。

    傅国涌:企业发展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很多问题,在遇到问题的过程中,企业家会逐渐意识到还是要靠一个法律治理的环境,要靠制度化的东西。因为私人关系是会变化的,不可靠、非常脆弱。因为每个官员都会卸任、离开,还有很多意外,而且个人关系也不是永久性的、铁的关系。到了民国时期,大部分的企业家都意识到了来自权力的干预。比如权力要渗入企业,甚至要把他的企业吃掉,这个时候意识到制度保障的重要性。慢慢地,中国企业家开始介入社会领域比较多。

    张鸣:实际上从晚清就开始介入了,晚清立宪运动就介入比较深。最奇怪的是他们介入立宪较深,而对企业家们最关切的商法反而介入不多。

    傅国涌:这个当时大家都不懂。立宪虽然也不懂,但他们都知道满洲人的政权不好,需要对它有权力的约束。到了民国时期,企业家对商业法是比较重视的。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以后,第一次全国工商会议有很多的企业家提案被工商部接受了,后来有很多的立法。在张謇担任农商总长的时候就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当时的法律是非常细致的。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我们今天对公司的划分是有限公司和无限公司两种,那个时候类型更多,分为无限公司、两合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和股份无限公司,很复杂的一种制度设计,从法律上进行规范。

    张鸣:民国时期是不一样,他们的觉悟高多了、知识水平也高多了。

    傅国涌:这跟一大批受过西方教育的、或者在中国本土受过新式教育的人开始介入经济活动有很大关系。早期张謇他们也不懂得这些,完全是一个旧式的读书人。到后来,越来越多受过新教育的人都进来了。比如说穆藕初1914年回国,他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就很重视美国最新式的科学管理法,还把这本书翻译成了中文。当然最早在中国卖不出去,一共只卖了100本,而且大部分是他自己买回来的,中国人还不接受这个东西。我们实行的还是包工制,哪里谈得上科学管理法。

     

    军阀乱局:反成民企“黄金十六年”

    1912年开始的16年间,军阀割据客观上造成了中央集权政府的弱势,这段“中央集权的真空时期”成为民营企业家发展的“黄金十六年”。从1912年到1917年,无锡的荣氏兄弟短短5年便开设了9家工厂,而张謇的大生纱厂最盛时利润率曾达到100%,大生成为当时最为抢手的股票。1914年前天津还只有1家小型纱厂,到1918年前后,有了6家纱厂,成为当时中国棉纺织工业的第二大中心。与此同时,军阀混战的乱局又令民营企业家们常常处于不安之中。

    张鸣:我听说北洋时期,范旭东在天津还被人绑架过。那个时期各通商口岸企业家的环境到底怎么样?

    傅国涌:总体上的环境还是不错的。为什么会出现绑架范旭东这样的事情呢?当时他办久大精盐厂成功了,永利碱厂还没有成功。绑架他的军阀叫李景林,是奉系的,那时各个不同派系的军阀在争夺地盘,长期在这个地方的军阀就没有问题,范旭东也有很多背景,他的哥哥范源濂当时做过教育总长,而且他的股东里面有很多高官。久大的股东里面包括梁启超、蔡锷,包括很多的军阀,曹锟也是股东,而且是大股东。为什么绑架范旭东?理由是:曹锟是你的股东,1925年曹锟失败以后,直系军阀失败以后,就要范旭东交出公司里曹锟的股份。范旭东拿了股东名册去说里面没有曹锟的名字,当然曹锟是以化名入股的。绑架范旭东的目的不是要伤害他的人身安全,其实是敲竹杠,勒索钱。

    张鸣:冯玉祥登台以后破坏了老规矩,以前老军阀打仗是绝对不会动你家产的,这是一种默契。李景林他们破坏了这种规矩了,后来也败得很惨。

    傅国涌:虽然这是军阀利用权力绑票,但这跟土匪绑票没有太大的区别。

    张鸣:听说荣氏兄弟也被绑票过?

    傅国涌:那是国民党时期,荣德生被国民党的特务、警察、宪兵勾结社会上的土匪和警匪绑票他,也是为了勒索美金。被绑票的人一直都有,张元济也被土匪绑票过,后来发现张元济确实是没钱的,是一个很清贫的人,也就算了,最后只给了一点钱就把他放了。

    张鸣:那时候盗亦有道。

    傅国涌:张元济也发现,这些土匪其实都是贫困人家,都是因为生计无着才出来干这一冒险的事情。

    张鸣:是不是北洋时期要比国民党时期好一点?

    傅国涌:办企业的环境更加开放一点。国民党时期整个的控制收紧了,有两个标志:一个是把民营银行压缩了,在金融业上国民党想自己垄断,搞了四大银行;第二是要垄断大工业,比如说重工业、矿产就要国家投资来办、政府来办,当时成立实业部,后来还有资源委员会专门做这个事,开始有点计划经济的成分。

    张鸣:北洋时期不办这个事,军阀统治一方相对比较稳定,四川的刘湘就有自己的企业。

    傅国涌:但刘湘自己的船后来都卖给卢作孚了,因为他经营不好、管理不善。企业还是要交给企业家来办,由官员来办企业往往是不成功的。

    张鸣:国民党最初的几年对民营企业的搜刮是很厉害的。

    傅国涌:它从珠江流域到长江流域需要大量的经费,若不勒索资本家阶层,经费从哪里来?这个时候发生了很严重的矛盾,包括为了敲诈荣氏兄弟中的老大荣宗敬,就把他在无锡的家产都封了,因为他们拿他的企业没办法,荣家在上海的大部分企业在租界。所以他们一方面发一个通缉令,说他招待孙传芳,私通军阀。另一方面到无锡去,把他的老房子、企业全都封了,向他施加压力。最后荣家也只能妥协,买他们的国库券,就是所谓的“二五”债券,五十万大洋,买了就转手卖掉,折损了十几万。

    这样一来,蒋介石就与上海的企业家阶层有了直接冲突。这个直接冲突实际上对他很不利,对他的形象很不好。后来慢慢地,“土匪性质”的事情少了,双方相安无事了,有些企业家被吸收到政府里担任职务。穆藕初就做了工商部次长,刘鸿生做了官营的轮船招商局总经理。

    张鸣:做这个的时候,他们的企业在哪儿?

    傅国涌:刘鸿生没有放弃自己的企业,穆藕初所办的企业大多数已经失败了,他集中办企业只有8年,很快的成功、很快的失败。他就凭8年的成功吃了一辈子老本,声望一直很高,其实他手里已经没有什么企业了。工商业社会发育起来以后,要寻找自己的领袖人物,要有办事能力。真正的企业家领袖往往不是以财富取胜的,而是有能力和愿意付出时间。


    国民党时期:“国进民退”致崩溃

    民国初年的经济法制建设对企业近代化的鼓舞作用是非常显著的。正如当时工商界所言:“民国政府厉行奖励之策,一时工商界踊跃欢怀,咸谓振兴实业在此一举。不几年,大公司、大工厂接踵而起。”然而袁世凯死后,地方割据势力各自为政,军阀横行无忌,国家的法规难以贯彻执行,这一切严重地抑制了民初经济法规对中国经济近代化的促进作用,也使民初民营企业家的兴业之路更为艰险曲折。国民党时期的国进民退,导致了经济的崩溃并使其最终丧失了民意的支持。

    张鸣:国民党的失败是不是跟它对民营企业的收购、不支持、打击有关系。

    傅国涌:当然有关系,而且关系很大。当时荣德生在他自订年谱里面就说,国民党是与民争利,这样的政府是不会长的。他说政府本来只要收税就行,把企业交给企业家去办,绝大部分非国防性质的都可以交给民间去经营,让民间生产产品造福社会,政府只要抽税就行。你现在直接来办纺织业就是与民争利,把最优质的资源垄断起来。企业到了政府手里就成了亏损企业,让本来有能力办好纺织企业的企业家干不下去。到了上个世纪40年代后期,整个中国的民营企业都不行了。

    张鸣:所以,国民党失败是先从经济崩溃开始的 。

    傅国涌:经济崩溃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军事崩溃是经济崩溃所带来的人心崩溃的结果。经济崩溃、人心崩溃、军事崩溃是一个链条,中间环节是人心崩溃。人心崩溃是通过经济崩溃引发的。国民党忽略甚至打压了最有思路、最有能力去发展经济的力量,包括整个民营企业家阶层,这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感受,而是当时整个中国大大小小企业家共同的感受,数以几十万计、几百万计的经济精英在精神上被压制着,在经营上走不下去了。

    张鸣:国民党还是有一点利人主义的思路,一直都没有断过。它还是想国家搞经济,直接插手经营。

    傅国涌:它有一种国家权威的倾向,但是它又搞不好,它的力量也很弱。

    张鸣:其实国民党1924年改组以后一直就有这个味道,失败也就在这里,它还不如放手让资本家去做,经济还不至于崩溃。

    傅国涌:这就是国进民退的结果,最后导致经济崩盘、民心丧尽。国进民退不是一件好事。如果当时国民党只是把一些战略性资源保持在自己手里,把大部分的普通工业都放手地让民间去做,全力支持民间,反而是能稳定经济的。当时从国际背景看,没有遭遇大的经济风波。

    张鸣:我觉得很吊诡的一件事是,当时的资源委员会掌握了很多资源性的大国企,资源委员会最后没有成为国民党政权的支撑者,反而很快就投共了。这种官僚垄断始终是没有操守的。

    傅国涌:因为它没有主心骨,没独立性。凡是没独立性的东西,在快速变革时期,它是要找一个安落点的,所以反而它们越会变。官企在社会当中扩张过猛,地位越垄断,对整个社会经济的摧毁性越大,伤害越大,因为它是带着权力来的,裹挟着行政权力。

    [本文根据阳光卫视“民国时代”节目整理完成,经傅国涌本人授权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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