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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思潮为何出现于西方|中欧商业评论

    Author:zhoulujun@live.cn Date:

    “现代”的出现,不但和西方文明自古以来的发展密切相关,也和全球文明互动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现代”与“古代”完全不一样,无论从政治、经济、社会、科技,还是从信仰、个人取向看,都是如此。这些巨大差别是如何形成的?众所周知,非西方国家如俄罗斯、土耳其、中国、日本的“现代”是受到西方文明冲击后,通过模仿、学习而出现的。但西方本身之所以会进入“现代”,却是复杂得多的问题。我们虽然知道,启蒙运动是欧洲进入现代的关键,但其中涌现的大量新观念、新思想从何而来,却需要仔细探讨。我们将发现,“现代”的出现可以追溯到许多交互影响因素,整个过程不但高度复杂,而且历时甚久。

         需要澄清的是,上面笼统地说“古代”,并非指西方的希腊城邦或者罗马帝国,而是指欧洲“中古”,也即10~13世纪罗马教会神权观念和基督教普世体制臻于极盛的时期,因为那才是欧洲思想、体制向“现代”转变的起点。这个演变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文艺复兴(约1300~1500年)、宗教改革(1500~1650年)、科学革命与新思潮(1540~1700年),最后才是启蒙运动(1700~1800年),前后历时共五百年之久。这几个阶段并非单纯地前后相因,而是相互交错的(图1)。

    启蒙运动的历史进程

         “启蒙”像“科学”一样,诱惑力很大,各式各样的运动都被归到它的名下,但本文所论之启蒙运动,特指18世纪发生于法国的那一场思想运动。它包含许多倾向和要求,但有共同的大方向,那就是反叛整个基督教文明,亦即以理性对抗信仰,以知识克服愚昧,而其后果,则是冲击、摧毁原有政治体制,改变西方对于人和世界的基本观念。

         启蒙运动可以孟德斯鸠(1689~1755年)出版《波斯书简》(1721年)和伏尔泰(1694~1778年)出版《哲学书简》(1734年)为起点。其时的法国已经度过“太阳君”路易十四的辉煌,正承受穷兵黩武后遗症的苦果,而经过了“光荣革命”的英国则处于奋发有为、蒸蒸日上的时代。孟德斯鸠出身小贵族,活跃于地方议会,到过巴黎。《波斯书简》借游历欧洲异教徒之口,间接讽刺教皇和极权君主的虚拟体小说,它令作者顿然知名,得以进入巴黎上流社会,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伏尔泰则出身巴黎中上家庭,是位才华横溢的剧作家,因为与贵族发生冲突,出亡英国三年,这改变了他的一生:《哲学书简》就是以表面轻快、超脱的文笔介绍英国的政体、教会、文学、科学、社会风俗,底子里则对法国本身提出辛辣批评。此书一出,各界哗然,当局立刻发出对他的逮捕令,幸亏他得讯逃到东北边界上的小镇躲避,自此隐居于斯,潜心问学,勤奋著述,从追逐名利的剧作家蜕变为宣扬新理念的思想家。

         这样,甫届不惑之年,伏尔泰成了启蒙运动之父,其后四十多年间,他以“消灭耻辱(指天主教会)”(écrasez l’infâme!)为口号,写出数量惊人的作品,其中宣扬科学的《牛顿哲学简介》、讽刺政府和耶稣会的小说《憨第德》和批判当时观念、体制的《哲学词典》,可以分别代表他在这三方面的努力。他说不上思想深刻,但具有热情、锐利笔锋和战斗精神;他虽然攻击特权,痛恨腐败,却又出入王侯府邸,享受奢侈繁华,因此并非革命者,而是具有使命感的改良主义者,这可以说是反映了相当一部分启蒙思想家的内在矛盾。
    孟德斯鸠不像伏尔泰,并非文思泉涌的思想家,而是和光同尘、玄默守拙的学者。《哲学书简》的成功使他大受刺激,故而退守祖业,埋首著述,以十四年之功完成毕生巨著《法律的精神》(1748年),那时他已经年届耳顺了。此书是一部各国政治制度比较史与社会学分析,由于资料富,见解深入,指陈英国政体的独特优点,以及法国政体有从君主制堕入独裁制的危险,所以出版后亟受重视,传诵一时,即在百年后也仍然被美国开国元勋奉为圭臬。

         我们读启蒙运动历史,总不免奇怪:倘若当时的政府、教会真那么独裁、专制,启蒙思想家如何能够公开活动,宣扬其理念?他们的运动如何能够不断壮大?答案是多方面的:首先,经过宗教战争洗礼,中古那些骇人听闻的酷刑和镇压已经在较先进地区(如法国)消失了;其次,随着政治气候改变,上层社会有不少开明人士同情甚至私下积极协助新派人物;最后,后者还各有趋吉避凶策略,例如:匿名发表著作;将敏感话题限于私人场合如沙龙中谈论;在困难情况下寻求上层人士代为缓颊,借助法律抗辩,或者出走躲避风头,等等。然而,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基本因素,那就是科学和技术的迅速进步造成了强大、不可抵挡的新风尚,从而不断改变大多数人的观念和倾向。

         伏尔泰和孟德斯鸠是第一代启蒙思想家。出生于18世纪的狄德罗(1713~1784年)、达朗贝(1717~1783年)、卢梭(1712~1778年)、爱尔维修(1715~1771年)、霍尔巴赫(1723~1789年)等则是第二代。他们活跃于1750~1780年代,社会地位可能不及第一代,但影响力、冲击力有过之而无不及。《法律的精神》是启蒙运动的分水岭:此前它凭少数“先知”在旷野呐喊,此后则风起云涌,进入新旧思想短兵相接阶段。狄德罗出身外省中下阶层,在巴黎毫无凭借,以编辑、翻译为生。他的《论盲书简》(1749年)吹响了第二代启蒙思想家的号角,他也为此被监禁数月;至于出版《百科全书》的计划,则对他来说是千载良机,故此不避艰困、险阻,以无比热诚和毅力推动其事,最后几乎是独力完成大业。但除此之外,他还是哲学家、文学家和艺术评论家,更有强烈的自律的道德意识,绝少与王公贵人相往还,因此受王室和教会打压,始终未能进入学术殿堂。至于天才横溢的卢梭,其初以音乐知名,到巴黎后一度积极投入《百科全书》工作,但他有疑幻症,脾气倔强暴躁,在创造力达到巅峰之际却与整个思想界决裂。无论如何,他和狄德罗都是站在启蒙运动最前线的斗士。

         霍尔巴赫是跻身贵族阶层的德国富商,其思想家沙龙不啻“百科全书派”和无神论者大本营。爱尔维修出身法国名医世家,为当时思想家的巨大名声所激发,也同样举办沙龙,招徕名士。他有意以其《论心智》与孟德斯鸠并驾争先,但此书不但遭受官方镇压,即在思想界也备受攻击,其功利主义直到下个世纪方才发生影响。至于霍尔巴赫,则隐秘地在荷兰等地散播、宣扬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的著作,其《大自然体系》被认为是导致大革命的因素之一,日后对马克思也有直接影响。至此,启蒙运动已经进入激进阶段,对旧体制可谓图穷匕现了。

    溯源与“三大回归”

         在基督教出现之初,教会是各地基督徒的松散组合。在基督教变为罗马帝国国教之后,它仍然受皇帝控制,没有独立地位。但罗马教会则不一样: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它反而因缘际会大肆发展,成为普世性神权力量,这既有内在因素,也有外在机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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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篇全文发表于《中欧商业评论》2014年7月号。订购热线:021—28905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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