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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制与国运兴衰|中欧商业评论

    Author:zhoulujun@live.cn Date:

    “我们是如何征税和用税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是繁荣还是贫穷,自由还是奴役,以及,最重要的,正义还是邪恶。”

           税收在国运兴衰中的重要性,一直以来就被税收学界以外的研究者严重忽视。即便少数关注税收在国运兴衰中之重要影响问题的研究者,其思考与努力,也大多止于对税率高低、税负轻重与国家治乱兴衰之间关系的认识。事实上,最应该关注的应是税制优劣与国家治乱兴衰之间的关系问题。

    税负轻重与治乱兴衰      

          古往今来以税负轻重论兴亡的智者不少,其中以孙武最突出。甚至可以说,正是孙武开辟了以税负轻重论国家存亡兴衰、判定敌方实力大小变化之先河。而且,他就是根据敌方境内征税税率的高低、老百姓税负的轻重,准确预言了六家世卿灭亡的先后顺序。赋税轻则百姓高兴,百姓高兴则上下能同心,上下同心国家就能兴旺繁荣;反之,如果赋税重则百姓不高兴,百姓不高兴则上下就不能同心,国家就不会兴旺繁荣。后来晋国的形势发展,正如孙武所料,范氏、中行氏先亡,实力最强的智氏也在韩、魏、赵三家联手打击下灭亡,最后三家分晋,成长为战国七雄。

           关于税负轻重与治乱兴衰的规律性,古今中外的税收发展史可予以佐证。可以说,一部中外税收发展史,就其同类政体基础的税制而言,其实就是一部官民之间关于税负轻重、税率高低的博弈史。税率越高、税负越重,国运便越衰弱;税率越低、税负越轻,国运便越兴旺。以中国国运兴衰史而言,秦二世而亡,隋二世而亡,以至历朝历代的周期性兴衰更迭,无不与税负的轻重、税率的高低呈现一种基本合拍的规律性之正相关性。

           秦亡于重税无疑。据《汉书·食货志》称:“(秦)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又据《七国考·秦食货》引《咸阳大事记》曰:“秦赋户口,百姓贺死而吊生。故秦谣曰:‘渭水不洗口赋起。’”再据《汉书·刑法志》记载,在秦统一后的十几年间,就开始无限度地动用民力,横征暴敛,既建骊山墓,又修长城,还要百姓承担戍五岭等劳役,其结果,致使全国百姓“丁男披甲,丁女转输”,“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织不足衣服”,“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而且,因其法格外严酷,一人犯法,亲戚、邻居便会连坐;稍有不满,便会血腥镇压。据南朝梁时文学家任在《述异记》中记载,早在秦王政二十八年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阿房阿房,亡始皇”这样的童谣。

           隋二世而亡,与前朝一样,初时赋役较轻,但不久便开始横征暴敛。史载,隋初,“人庶殷繁,帑藏充实”,“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隋炀帝即位,是时户口益多,府库盈溢,乃除妇人及奴婢部曲之课,男子以二十二成丁。”但在隋炀帝即位的第二年就开始修建洛阳城,以尚书令杨素为营作大监,每月役丁二百万。由于“易使促迫,僵仆而死的十分之四,每月车载死丁,东至城皋,北至河阳相望于道”。同时开运河,“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第三年五月就“发河北十余万郡丁男凿太行山,达于并州,一通驰道”。而且,随后一直横征暴敛不止。而隋朝赋役之害,役制最甚。既超时延期,又课及妇女,再者徭役苛重。长城之役,“死者太半”;修船之役,“官吏督役,船工昼夜立于水中,不得休息,自腰以下全都生蛆,死者十之三四”。同时,“每急徭卒赋,有所征求,长吏必先赋买之,然后宣下,乃贵卖与人,旦暮之日,价盈数倍,衰刻征敛,取办一时,强者聚而为盗,弱者自卖为奴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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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篇全文发表于《中欧商业评论》2014年4月号。订购热线:021—28905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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