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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愿还是自觉——再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改

    Author:zhoulujun@live.cn Date:

    知识分子丧失中心 的原因,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当时现实的角度看,都在于知识分子过分依附于政治权力,依附于政治意识形态,最后失去了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

    知识分子丧失中心 的原因,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当时现实的角度看,都在于知识分子过分依附于政治权力,依附于政治意识形态,最后失去了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
     文 ·许纪霖
    20世纪是中国历史上变动最激烈、最起伏动荡的岁月,发生了此前数千年从未有过的大变革。作为社会精英的读书人,则面临着从古代士大夫到现代知识分子的大转型。这既是一次思想史意义上的价值转变,也是一个社会史层面上的身份、地位和角色的转换。
    建国60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变化更值得思考。如果要讨论过去60年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重点应该是上世纪50年代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因为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知识分子就被彻底打倒了,直到20世纪80年代“知识分子热”的兴起。

     “卧底”冯亦代
    前不久,章诒和先生在《南方周末》发表了两篇文章(编者注:《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和《卧底》),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她谈论的都是当年知识分子做卧底的事,其中《卧底》就讲到了冯亦代老先生。
    冯亦代先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文化界老前辈,在上世纪80年代初曾经是《读书》杂志的主编,在知识界影响极大。冯亦代在文化界是出了名的好人,脾气好,为人好,翻译好,文章也写得好。
    但偏偏是这样一个德高望重的冯先生,现在被揭露出在五六十年代曾经做过卧底,潜伏在知识分子朋友那里,向“组织”汇报朋友的动态。看了那篇文章以后,我真的是大吃一惊。这些内幕源自冯亦代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悔余日录》一书,这本书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章诒和是冯亦代卧底监督的章伯钧先生的次女,因为知道这段底细,所以就在《南方周末》上把这段往事揭露出来。
    文章说,冯亦代在1957年被打为右派以后非常沮丧,总是想重新回到人民的队伍。“某部”从章伯钧家里门卫的来客登记簿上发现他和章伯钧关系不错,章伯钧是1957年“反右运动”中最大的两个右派之一。有一天,某部派了一位同志来找他,目的是要给他一个为党工作的机会,让他去接近章伯钧。“某部”就给他布置了一个任务,通过他去了解这个大右派在想什么,想干什么。
    冯亦代当时觉得绝处逢生,“组织上”给了他一个机会,一次生命,他非常激动。从此,冯亦代经常到章伯钧的家里去唠家常,甚至帮他做事。章伯钧不大会写检查,而冯亦代在这方面是老手,所以经常帮章伯钧写检查。
    后来,章伯钧慢慢地离不开冯亦代了,觉得他人也好,做事也勤快,有什么好吃的老想着他,但他没想到,冯亦代是带着任务来的。 后来,因为冯亦代工作非常勤奋有成效,组织上又给了他一个任务,去参加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学习班,了解另外几个知识分子—同样是大右派的费孝通和潘光旦,接近他们,了解他们在想什么。
    做卧底也不是那么容易。当时没有录音笔,两三个小时的谈话完全要靠记性好,回家再记下来。冯亦代觉得自己记性还没达到这标准,所以又苦练记忆,专门去看当时苏联出版的《一个肃反工作者的日记》,再看苏联克格勃的头子捷尔任斯基的传记,由此来提高自己做卧底的业务能力。
    冯亦代当年这段做卧底的历史,与章诒和同样在《南方周末》写的另外一段《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又不一样。当时把大诗人聂绀弩送进监狱的人也是一些很德高望重的知识分子前辈,比如吴祖光,黄苗子等,他们中有些人是被迫的。
    但冯亦代不同,可以发现他不是被迫的,而是自觉去做的。他把自己做的这些事都写在日记里面,用了很多隐晦的话语和代号,不知道背景是看不懂的。 在改革开放以后,冯亦代很痛悔那段经历。他没有直接向章诒和道歉,而是采用了一种更公开的方式,就是把他那段日记发表出来,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对那段时期的忏悔。所以,这本日记就叫做《悔余日录》。 

    并非一个人的“卧底”

    冯亦代是大家非常尊重的人,怎么会在20世纪60年代最终走到这一步?
    可以说,不是冯亦代一个人,而是一批知识分子都经历了一个思想上的变化。关于50年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这些年来有很多研究,研究的一个主基调是,当时强大的政治压力使得知识分子被迫改造。
    然而,这些年也出现了一些被称为“新左派”的思潮,开始全面肯定五六十年代的各种政策,如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等。10年前,我在《读书》杂志上做过一个有关闻一多的研究,主题是:闻一多这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什么到了40年代以后开始左倾? 那篇文章发表以后,北京大学中文系有一个非常年轻的新左派写文章批判我,说我完全站错了立场。他认为闻一多的方向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方向,而我是站在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全面否定一场伟大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
     所以,现在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有两种极端的声音,一种认为改造是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被迫的;另一种认为这是好的,就是知识分子的方向。
    应该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我不赞成那种全面肯定的说法,但也不赞成说50年代知识分子的改造完全是一个被迫的结果。我从大量的个案发现,这个问题很复杂,既有被迫的一面,也有自觉的一面。那么,当时的知识分子是如何既自觉又不自愿地来进行这次思想的改造? 在分析这个问题时,我力图跳出二元思维,更客观全面地认识了解50年代的知识分子是怎么过来的,从而认清当时的时代。 

    50年代的思想改造运动

    20世纪50年代的思想改造运动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上的思想改造运动指的是1951年开始的“思想改造运动”;广义上的思想改造运动是指整个50年代开始的一连串针对知识分子的社会运动,包括1949年底开始的、由北平高校一部分教授发动的“政治学习运动”,1950年随着抗美援朝运动开始的清理亲美、崇美和恐美思想的运动,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3年批判梁漱溟反动思想的运动,1954年批评红学专家俞平伯和胡适的资产阶级思想的运动,以及1955年一个更厉害的反胡风运动,最后到1957年的“反右运动”。这是一连串暴风骤雨般的运动,是广义上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50年代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发生在三个不同层面上。
    第一个层面是政治上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解放后,大量知识分子留着在大陆,一方面是国民党实在太烂,知识分子对国民党痛心疾首;另一方面,大部分知识分子在政治上逐渐接受了新的政权,因为新政权带来了新气象。
    他们看到,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陈毅、朱德都是文化人。解放后毛泽东通信最多的就是知识分子,这些书信现在都有公开出版。而且,象乔冠华这样的高级干部都是他们的高材生,很快让他们感受到这个政权是可以接受的。
    而且,解放前那些黑社会、帮会、娼妓等都被清理改造,原来对共产党的陌生感,一下子被新政权带来的新气象所感染,大部分知识分子在政治上认可了新的国家政权。
    第二个层面是接受新的国家意识形态。让知识分子接受共产主义、阶级斗争并非易事。但是,随着百万知识分子下乡参加土改运动,新的国家意识形态也被接受了。晚清以后,农村的精英大量流失到城市,留下了土豪劣绅,加上国民党的保甲制度。下乡土改的上百万知识分子看到农村有这么尖锐的阶级斗争,他们很受触动,很多人回来写了土改报告,认为参加一年土改,胜过十年读书。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大部分知识分子认为新政权很难打赢美国人。当时,政府抓住时机,搞了一个批评亲美、崇美和恐美思想的运动,组织知识分子去前线采访。中国文联就组织了以巴金为团长的“战地访问团”,巴金写了一系列文章,后来又写了小说《团圆》,被改编为电影《英雄儿女》,感动了一代人。
    阶级斗争和朝鲜战争让知识分子重新认识自己的立场问题,是站在劳动人民的一面、站在中国的一面,还是站在阶级敌人的一面?这些运动打掉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价值核心,这个核心就是知识分子一直认为自己应该承担道义,完全站在民族、民众的立场。现在他们意识到自己的立场是错误的,站在人民对立面,所以要接受改造。
    第三个层面是在学术上接受马列主义的指导。这一点有些人做到了,但一些人还在探索的时候,“反右运动”就爆发了。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人们才开始重新寻找知识分子的“道统”,寻找五四以来的思想脉络。

    自觉的改造者

    思想家梁漱溟是自觉改造的典型之一,而且主动在学术观点上进行改造。
    梁漱溟曾经在山东军阀韩复渠的支持下,在山东省邹平县从事乡村建设运动,结果遭到失败。但是,他没做成功的事情,毛泽东在延安做成功了。所以抗战时,梁漱溟到了延安,在窑洞里面和毛泽东谈了七天七夜,从国际大事到国家大事,谈得最多的是怎么发动农民。
    1953年9月,在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后来转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周恩来总理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在小组讨论的时候,梁漱溟发言说,农民太苦了,工人生活在九天之上,农民生活在九泉之下,所以他要为民请命。
    梁漱溟在大会上被强烈批判,甚至和毛泽东强烈争吵。毛泽东给梁漱溟的问题定下了基调:虽“反动”,但不算反革命;要批判,但也要给“出路”。所以,梁漱溟就作为政协委员被养起来了。
    但是,人们没人想到这位被养起来的大右派,没人逼他改造思想,他却在自觉地改造。在《梁漱溟全集》后面几卷,有他五六十年代写的文章,其中就有1958年歌颂“大跃进”的文章。
    梁漱溟晚年致力于把马列主义和儒家哲学打通,也没人逼迫他,他是自觉自愿在做。
    20世纪80年代初,我有幸见过梁漱溟先生一面。他的孙子告诉我,他们弟兄两个的名字都是爷爷给取的,一个叫梁佩宁,一个叫梁佩东。因为爷爷最敬佩的两个人是列宁和毛泽东。虽然被批判和打倒,但梁漱溟的骨子里还是崇拜这两位苏联和中国革命的领袖。
    还有很多例子可以讲。这也可以看出,20世纪5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改造,除了被迫的一面,恐怕还有另外一面,就是自觉的一面。
    到了80年代,外在压力解除以后,知识分子应该是第一个站出来呼吁解放思想的。但有不少老知识分子好像真的被改造了,思想还是停留在五六十年代,满口左倾思想,已经改不了了。
    80年代,邓小平改善了知识分子政策,恢复了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让他们在精神上扬眉吐气。另外,改革开放后,还给知识分子学术自由,允许知识分子自由地研究学术问题。从而出现了“文化热”、“知识分子热”的文化现象,促进了学术繁荣。
     作为一场严肃的思想讨论,80年代的“知识分子热”还是有一些正面的思想成果保存下来的。其中最重要的思想成果就是知识分子的自由意识和独立人格,这一诉求在80年代的思想界成为一个普遍的共识。
    这一点是有历史经验的,抗战期间的西南联大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学,历史寿命只有短暂的7年时间,但它却培养了三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几十个院士和无数个大师。尽管物质条件非常艰苦,但国民政府的主要精力在抗战上,学术思想相对自由。
    知识分子“丧失中心”的原因,无论是历史的角度还是当时现实的角度,就在于知识分子过分依附于政治权力,依附于政治意识形态,最后失去了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如何重建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便成为知识分子共同关心的问题。

     [本文是许纪霖教授2009年7月18日在《中欧商业评论》和传习社·实践管理研究会举办的人文系列讲座里的录音整理稿,刊发时有删节,并根据演讲者其他著述作了少量增补。《中欧商业评论》每月定期与传习社·实践管理研究会举办人文讲座,详情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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