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乐独立纪录片|中欧商业评论

2015年4月13日凌晨，洛杉矶国际机场异常清冷。历时五个月时间，我完成了《赴美生子》独立纪录片的前期拍摄，即将登上回北京的飞机，内心却丝毫没有感觉轻松。由于题材十分敏感，对于这部投入了很大精力的作品将来的命运，我不免心中忐忑。入行整十年，创作过程中的那种焦虑却一如从前，每次都会经历一轮新的煎熬，回望十年匆匆岁月，觉得当初选择纪录片这条路并不容易。

入行之初，情怀为上
十年前，常混迹于798和宋庄的各种独立影展，对纪录片中毒便始于那时，发现一些细碎的生活可以堆砌出岁月变迁与命运无常，一群《老头》在墙根下晒太阳的故事也能讲得荡气回肠，这让我深深着迷。

相比于电影，纪录片不需要巨额的资金与庞大的团队，自己能决定拍摄的题材与创作的方式，对于初入行充满热血与表达欲望的青年来说，无疑是不错的选择。当时根本无视独立纪录片尴尬的现实处境：影展播放时突然被封锁、临时变换场地的狼狈不堪是常有的事情；有许多作品最终只是小众之间传播，终究难以面世；曾以为不考虑市场需求与舆论的限制，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是很酷的事情，作品的价值不能由传播的好坏去衡量。但十年后，当我身处其中，却深知纪录片创作者阳春白雪的孤傲与市场的割裂，多少有些悲情。如果没有市场的回应，有几人能靠激情与毅力坚持到如今呢？

入行之初，情怀为上，觉得最要紧的事情是尽快投入到创作当中。我选择的第一个拍摄对象是合租的室友海亮，一个与家庭决裂、放弃老家报社工作、来北京追寻音乐梦想的北漂青年。同样的热血与相仿的年龄，让我们有相似的生活感受，我认定那便是自己想要表达的生活。于是，带上人生中的第一个二手DV便开始了创作。当时并不在意是否能获得投资，也不在意拍摄周期有多长，影片播放渠道在哪儿，最关心的是要如何保持拍摄客观性。就这样一路见证了他十几次搬家，从地下室到隔断间的颠沛流离，目睹他一次次失恋，姑娘都觉得和他在一起没有希望。眼见他遭遇一次次的挫折，用菜刀劈掉自己心爱的电吉他……一晃拍摄持续了近十年，为了在北京生存下来，海亮从一个音乐愤青变成了瑜伽教练，也找到了人生当中的另一半，与北京姑娘娟子相恋结婚。看似在北京扎稳了根，但由于雾霾他们失去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为了再次备孕，海亮决定带着娟子离开北京，回到环境更好的南方老家的小山城，最终达成与家人的和解，开始平凡的生活。

从来预料不到海亮的故事会是这样的结局，但一切又似乎合乎生活的逻辑。十年之后，我也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不经意间，这些拍摄便成为我们成长的一个共同见证，而不加修饰的真实生活与极长时间的跨度，让影片有了些力量。这些拍摄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完成的，对此，吴文光导演的一段话对我影响很深：“你可以在某个领域成为一个专业的人，但你必须做其他工作来解决你的生活问题，结果拍纪录片就像业余去做一样。”作为行业前辈，吴文光的独立纪录片《操他妈电影》是他2000年拍的素材，但到了2005年才拿出来剪辑完成。海亮的故事面临同样的问题，庞杂的素材以及极长的时间跨度，给后期制作带来非常大的难度。利用业余时间何时才能完成？也只有时间会给出答案。

投资似难产，回报如便秘
因为缺乏经验与商业意识，我的第一个纪录片选择了耗时费劲的单兵作战，对商业运作而言，可以说是失败的典型。创作之初，以为只要拍到有价值的内容，别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其实这也是很多拍摄独立纪录片的同行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拍摄制作周期漫长，资金投入回收的风险极大，所以独立纪录片往往难以获得可靠的资金支持。杜海滨拍摄的《1428》获得了第66届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竞赛单元”最佳纪录片奖，但在拍摄之初，全部是他的自费行为。因为有《铁路沿线》成功的先例，寻找拍摄资金对他而言应该相对容易，尤其是涉及社会敏感题材、突发的历史性事件，相对容易获得海外的资金支持。但金融海啸发生之后，海外资金投入全面收紧，寻找投资对他而言也变得困难起来。

在没有投资的情况下，如何有效控制成本、维持拍摄显得异常重要。圈中朋友各有奇招：一个CCTV7的编导因为长期拍摄乡土题材的内容，在工作过程中接触的都是底层农民，发现不乏有反映当下社会现实的人物故事，内容并不适合电视播出，于是他开始利用工作之便，套拍他认为有价值的故事制作成纪录片，既不耽误工作又节约了成本。但并非所有纪录片拍摄都能用上“巧劲”：有个前同事拍摄纪录片《家门》，讲述祖辈传下来的祖屋被父亲拆倒重盖，反映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给农村带来的影响和变迁。由于迟迟找不到拍摄资金，最后只得召集志同道合的哥们入股，协商好将来影片一旦有所回报，摄影、录音、剪辑、配乐……每个投入其中的创作者都会获得相应比例的回报，如果最终没有获得成功，损失也就哥们几个一起共同承担。影片拍摄至今已经过去了四年，还没有最终成片，大家都忙着自己的事业、养家糊口，《家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朋友们情怀与希望的寄托。

对于独立纪录片而言，投资似难产，回报也如同便秘：如果作品有幸能在国内外各大电影节获奖，回收成本会变得相对容易。近年来中国纪录片在西方电影节上屡有斩获，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存在的各种社会问题是西方社会十分好奇的，中国纪录片也因此赢得了更多的关注。但相对于众多的创作者群体而言，获奖概率还是极低的。国际路线走不通，部分创作者还可以通过电视台的播出获得一定的收入，但过程并不容易：拍摄制作的质量是否合乎播出要求？涉及话题是否符合宣传口径？终于等到播出的环节，各大卫视给纪录片的时段也很尴尬，多为收视率极低的非黄金时段。商业纪录片还有《舌尖上的中国》这样的高光时刻，独立纪录片却可能经历一次次修改也无法最终通过审查，或者根本就无法找到与电视台对接的途径，最终面临被彻底湮没的命运。

曾有一次，跟多年未见的主持人赵川聊天，他很惊异于我如今还在拍纪录片，他第一句话便是：“现在拍纪录片能挣钱吗？”我想这大抵也是圈内朋友对于纪录片的印象吧。而在发达国家，纪录片的处境相对要好得多，有为纪录片专设的基金会，播放的渠道更多在影院，有少量纪录片能赚钱。在加拿大，一些纪录片项目还未开始，就拿到20%上下的退税，有的甚至超过45%。政府合作制作的优惠，也是纪录片资金的一个来源。德国的纪录片产量约占总电影产量的五分之一，也缘于政府的各种支持。

Web 2.0打开新的可能性
然而，这篇文章并不是关于独立纪录片十年血泪史的回忆。独立纪录片发展虽然有诸多问题，但它却给了我太多滋养，让我可以感受不同的人生，纪录片创作上的极大自由也让我的生活有了更多可能性：2013年，我和文心辞职去非洲旅行，用七个月的时间走了十五个国家，最终我将沿途的经历制作成十集纪录片《背包里的婚纱》并投放到网络，获得了巨大反响，累计点击率超过2000万。原本是一次花光所有积蓄的旅行，想不到因为纪录片而意外得到了丰厚的回馈。正是独立纪录片在创作上的无限自由，让我在玩乐的过程之中也能找到有意思的故事，可以在不那么严肃的状态之下进行创作。播出的渠道不再局限于传统媒体，社交网络和视频网站承担了越来越强的传播功能。网络对视频内容很快地作出反应，《背包里的婚纱》投放到网上以后，我能即时看到大家的反馈，很快就喜欢上了这种方式。网络的成功又很快反哺到了电视媒体：央视、凤凰卫视、湖南卫视等十几家电视台对我们的故事进行了专题报道，以往没有网络力量的推动，这些是难以想象的。

正因为网络直接而强悍的传播能力，让更多人选择这种方式，包括传统的电视人。2014年崔永元拍摄转基因纪录片，2015年柴静主创《穹顶之下》纪录片，两个在央视体系成长的媒体人，最终却都选择了网络作为自己作品的出口，《穹顶之下》虽然只播出了短短几天，却横扫了各种社交网络，获得前所未有的影响与关注。当然，网络的力量绝不止于单一的传播，视频网站老大优酷土豆的CEO古永锵就宣布：2015年将投入6亿元做自制内容。毫无疑问，网络让独立纪录片作者有了更多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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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全文发表于《中欧商业评论》2015年5月号。订购热线：021—28905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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