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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与吏:出身不同的两类“干部 ”|中欧商业评论

发布人:zhoulujun@live.cn    点击:

古代的两种官吏—儒生与文吏, 前者科班出身, 重道德修养, 长于决策; 后者基层出身,重实用功利, 长于执行。 二者相伴相随, 对历朝历代的国家管理产生了重大影响, 也为

管理人员的出身问题,似乎还没有引起大家的足够重视。但在历史上,关于出身的争论极为常见。历代君主,对于手下的出身实际上是很重视的。

秦汉以来,古代的官吏主要出身于两种人:一是儒生,二是文吏。用现代语言来说,前者是经过正规培养的知识分子干部,后者是在基层摸爬滚打、从实践中锻炼出来的干部。这两种人具有群体性的差别,而这种差别对古代的国家管理产生了重大影响,不可不察。

儒和吏的源流

儒起源于孔子,重视信念和修身。但春秋战国时期不大讲道德,“礼崩乐坏”,孔子和孟子的主张并未得到重视。也许,正是周游列国四处撞墙的经历,使他们格外看重道德修养,强调以内心世界的自修抗衡外部世界的纷扰,并形成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路线。虽然后来儒家几经变化,但重道德讲修养却一直未变。

吏从“史”发展而来,重视操作和程序。商周都有大量的史,他们最主要的活动是处理写在竹简木牍上的文书,兼执行政务。他们尤其擅长抄写文字,如有错误则要用专门的刀具刮掉改写。所以,后来人们干脆称这些人为“刀笔吏”或“文吏”。

文吏的发迹要比儒生早得多。当诸侯大员对上门苦苦推销仁政的儒者爱理不理时,文吏已经登堂入室变成了诸侯的管家和仆人。春秋战国时的衙门,实际上是刀笔吏的乐园。这些人不在乎道德修养,但却要熟悉公文,掌握衙门惯例,善于处理事务。到秦始皇统一后,朝廷变成了刀笔吏的天下。“王道”伴随着焚书坑儒而销声匿迹,“霸道”则随着“以法为教”和“以吏为师”而横扫政坛。

但是,秦的二世而亡对汉代统治者的教训太大。“马上得之”不能“马上治之”的儆戒,使汉代帝王不得不看重儒家的作用。

西汉初年,草莽出身的刘邦从内心看不起儒者,但为了统治的需要,不得不用儒生给干部队伍“掺沙子”。到了武帝,董仲舒改造了儒学,赢得了政权支持的独尊地位,儒生在官府中的比例迅速上升。不过,由于儒生在公文处理和行政效率方面并不见长,所以,文吏仍然可以和儒生对峙天下。

到了唐代,伴随着科举制的诞生,朝廷终于把用人的重点放在儒一方。宰相和六部长官,科举出身者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而基层办事人员,则还是刀笔吏性质的“令史”。儒和吏的地位已经有了明显变化。但是,儒生事务不熟、办事不力的问题却没有解决。尤其是儒生本身,在科举的熏陶下,少了一些早期儒者敢同皇帝叫板的浩然之气,多了一些轻薄浮躁的文人之风。

宋元两代走向了两个极端。

宋代的科举制非常完善,在中国古代的所有王朝中,宋代的干部“知识化”大概是最彻底的。然而,这种官吏队伍的儒化,却导致了治国能力的不足。儒者的信念、操守可圈可点,而理财、治军则短处立显。所以,宋代是一个很讲正气的朝代,却也是一个很窝囊的朝代。

元代则完全相反,根本看不起儒。蒙古人马背上得了天下,迷信武力,崇尚粗俗。相传他们把社会分为十等,儒居第九,尚在倡伎之下,仅比乞丐强一点。在用人上,元代重视吏员,尤其是皇帝亲兵出身的战将。结果,打出来的天下就该自己享受,政权很快腐化。

后来有人从官员出身的单一性上批评这两个朝代:“宋亡于儒,元亡于吏。”

历史总是在试错中前进,明清时期,纠正了宋元的偏失。明代用人号称“三途并用”,即科举、学校、吏员并行,由此很快形成了官和吏的明显分野。整个明清时期,长官以儒为主,而办事人员全是吏。大体上,这时的干部格局,是以官统吏,以吏制官,二者的牵制达到了非常细巧精致的程度,使王朝的稳定性大大增加,但进取精神却不复存在。

不同的培养方式和行为趋向

最早系统论证儒和吏的差别者,是东汉的王充。在王充的眼里,儒、吏各有所长。从办事能力来看,儒生不如文吏,但从决策咨询来看,文吏则远不如儒生。因此,选拔儒生,立足于决策;选拔文吏,则立足于执行。儒生长在价值导向,文吏长在事务处理,所谓“以儒生修大道,以文吏晓簿书”。

儒、吏两个群体的不同特点,是通过不同的培养方式形成的。

儒学的传承,靠的是熟读经典。而传世的儒学五经,渗透了“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伦理执著。儒生耳闻目染,培养的是一种非功利习惯,提倡的是一种箪食瓢饮、乐在其中的精神风貌,追求的是一种从独善其身到兼善天下的责任担当。这种训练方式,有可能形成固执甚至迂腐的习惯,但通常不会见风使舵、阿谀苟且。可以说,儒生追求的是价值理性。

文吏的成长,是从文字的认知写作和实际运用入手,基本教材是李斯、赵高的文字范本和现行法律政令。掌握了基本文字技能后,进一步则是读律讽令,撰写公文,熟悉官场对奏跪拜程式。文吏所习所练,处处从实用出发,提倡察言观色,追求精明干练的务实技巧。这种训练方式,有可能形成逢迎巴结甚至寡廉鲜耻的人格缺陷,但熟悉公务、干事利落、深文苛察,为行政所需。和儒生相对,文吏的训练追求的是工具理性。

儒和吏表现卓越的方式和政绩衡量的标准各有不同。历代正史都有循吏传和酷吏传。大体上,循吏多出于儒,而酷吏多出于吏。所谓循吏,是指“奉职循理之吏”。这类人物通常都重视教化,操守出众,“上顺公法,下顺人情”。所谓酷吏,是强调他们执法严酷,“皆以酷烈为声”,令行禁止,以能著称。但循吏往往不能“治剧”,面对严峻急迫的行政事务束手无策;而酷吏往往操守可疑,刻薄寡恩。

唐代的刘晏曾比较科举出身为主的“士”和非科举出身的“吏”说:“士陷赃贿,则沦弃于时,名重于利,故士多清修;吏虽廉洁,终无显荣,利重于名,故吏多贪污。”(《文献通考·选举八》)一直到清代,对文吏操守的批评依然屡见不鲜。然而,不管对文吏有多少批评,单靠儒生,是治理不了国家的。尤其是儒生所学习的五经,缺乏管理上的操作性价值。海外汉学家评价中国古代儒生出身的官员说,这些官员大都是外行。因此,治理国家少不了文吏。

儒吏合流

儒和吏在历史上也在不断变化。变化的总体趋势,在早期是儒的吏化和吏的儒化,在晚期是儒的乡愿化和吏的腐败化。这些变化,都与官吏选拔制度,尤其是科举制度有关。

孔子曾经对“乡愿”深恶痛绝,称:“乡愿,德之贼也。”(《论语·阳货》)按照孟子的解释,乡愿就是“言不顾行,行不顾言”、“阉然媚于世也者”,基本上接近今人所说的伪君子。

秦汉时期的社会,远远够不上儒家“天下为公”的标准。西汉时的儒生当官,往往还以儒家的信念来批评皇帝。然而,儒生一旦当官,就难免受到官场的浸淫。东汉以后,官场的利禄就使批评皇帝的声音逐渐削弱,而为了跻身仕途沽名钓誉的儒生迅速增加。儒家已经不再是孔子时代的儒家。

到了唐宋实行科举制以后,儒生的变化不仅表现在当官之后,还表现在当官之前。科举考试尽管历经变化,但有一点是无法改变的,即无法测验出一个人真实的道德状况。离开了道德衡量,儒者就徒有其名,但是,儒学的经典本身,又无法转变为官场实用的专业技术考试。所以,科举的发展轨迹,基本上是沿着智力测验的方向前行,发展到八股文,则达到最为精巧的水平。

在这种背景下,尽管还有真正的儒者坚守着“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的气节,怀抱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抱负,但是,更多的儒生是把儒学作为谋生手段和富贵之道。吸引他们的不再是“颜回乐处”,而是“黄金屋”、“千钟粟”、“颜如玉”。

另一方面,在两汉时期,由于察举的推动,文吏开始兼修经术和律令。从基层干起的小吏,要想得到察举,就得学习儒术。到东汉以后,儒吏合流。文吏开始学习儒术、阅读五经,伴随着这种吏的儒化,儒学经典也开始成为敲门砖。

文吏儒化一旦成功,就进入了儒的行列,就像今天的官员,一旦拿到文凭学位,也就变成了知识分子干部一样。不过,随着科举的发达,文吏即使儒化,仕途依然不畅。宋代以后,吏员的上升途径受阻,尤其是明清限制吏员升官,致使吏员更不看重声名,唯以利害算计,下层腐败酿成了不可逆之势。吏员凭借自己熟悉公文案例、掌握公共权力的便利,贪赃受贿,勒索百姓。社会对吏的看法也急剧恶化,甚至把吏员与黑恶势力相提并论。古代的官吏制度,至此走上末路。

对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借鉴

尽管儒与吏的关系已经成为历史,但它仍然可以给我们现在的人力资源管理提供许多借鉴和反思。

干部培训 教育和培训,训练什么内容大有讲究。如果训练内容不当,很可能适得其反。儒学的训练,以养成操守、人格而见长。但是,这种训练只能是师承和自省式的,一旦把它变成考试科目和内容,很快就会走向反面。文吏的训练,以学会实用技能而见长。但它只能和现实结合,是践行式的,一旦理论化,就会削弱实用性。试图把二者结合为一体,只会导致儒者变为乡愿,文吏放弃实务。

现代员工培训和古代有着重大区别,但技术培训和人格培训的分野还是很明显的。比如,技术培训能够提高员工技能,但同时也会提高员工讨价还价的能力;而人格培训能够增进责任意识和事业忠诚度,但却无法增进实际操作技能。二者的方式迥异。如果以技能考试的方式训练人格,以理论测验的方式训练技能,恐怕会导致行为作伪和效果变异。

人才选拔  世上没有全才,长于此肯定会短于彼。标准的儒者是桀骜不驯的,“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标准的文吏则有如西汉的杜周,以皇帝的是非为是非,“专以人主意指为狱”,上面让抓谁就抓谁。

这两种人不可混淆,直到近代,他们的区别还很明显。民国时期的学界名人刘文典,对蒋介石大大咧咧不理不睬;著名教授傅斯年,是少数敢跷着二郎腿让蒋介石听他教训的人物。但蒋介石身边的侍从人员,恰如古代的文吏,察言观色,忠实地贯彻上司的意图,听着蒋介石的怒骂,大气不敢出。没有前者,决策不可能得到有价值的咨询;没有后者,政令不可能得到有效率的推行。试图让文吏兼具儒者的价值观念,让儒者兼具文吏的实用技能,只会使二者俱失。

人才结构  既然人无全才,就要各用其长。秦始皇对儒者为主的博士好发议论、以古非今大发脾气,彻底把他们从高管层排斥出去,清一色的文吏执政,没人敢说个不字,他的独资公司发展前景也就到头了。宋王朝对士大夫十分重视,放手让他们对政务评头论足,结果书生意气相争,朋党相构,变法和反变法几度反复,政策不断“翻烧饼”,北宋王朝也由此败落。

可见,在用人上,群体的单一结构是大忌,“和而不同”才是正道。德鲁克在通用汽车公司考察时,对他触动最深的就是斯隆在用人上的兼容并包。据德鲁克在《旁观者》中回忆,通用的几十位高管,没有两个是出自同一个模子的,他们都有鲜明且大不相同的个性和特色。这一点对通用的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斯隆自己也认为“这就是通用真正的力量所在”。中国古代的儒吏合流,对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儒与吏的趋同,与社会发展的僵滞密不可分。

人事管理  人事管理是立足于发展,还是立足于安全,直接影响到用人的效果。儒家有一个基本信念,就是“君子不器”。而唐太宗在用人上的基本宗旨,就是“用人如器,取其所长,弃其所短”。从逻辑上讲,这种宗旨具有合理性,然而,用人如器的指导思想,恰恰会在制度和管理上阻断形而上的“求道”途径。从唐代开始的科举制,不但发展了儒吏合流的方式,而且建造了打磨人才棱角的“模具”。科举的基本思路,是“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的笼络,而不是提供让人才大展宏图的场地。这样,能够有效防范叛逆和异端出现,维护王朝的安全,但是也阻碍着创造性和前瞻性的发挥。

刘文瑞
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