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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辛亥到五四—革命的三个版本|中欧商业评论

    Author:zhoulujun@live.cn Date:

    从北京猿人到今天,我们的服装变了,物质装备变了,但服装里面的基本人性没有大变。人性是不可改造的,人性只能因势利导。


    从辛亥到五四—革命的三个版本

    从北京猿人到今天,我们的服装变了,物质装备变了,但服装里面的基本人性没有大变。人性是不可改造的,人性只能因势利导。

    过去100年,中国的历史充满曲折迂回。如何看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是成功还是失败?辛亥革命和此后100年中国走过的曲折道路是怎样的关系?辛亥革命的遗产到五四运动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扭曲?这些都是在辛亥革命百年之际,整个民族必须思考的问题。


    ABC三条线的历史

    我的历史观是,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到1989年苏东崩溃,整整200年是一个非常整齐、干净利落的历史单元。200年来的世界,实际上是两种制度的竞赛,A线是英国、美国;B线是法国、俄国。当然,我们不能忘记德国和日本,它们是作为一条副线缠绕其间的,最后被AB联合起来击败。击败之后,这两个国家获得跨越式的发展,被A线吸收,对B线的落败产生了重要影响。

    A、B线的竞争分上下两场回合。上半场是A线的英国、B线的法国“上场踢”,1789年法国大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经过一百多年,最后英国胜出,建立了世界的日不落殖民帝国。下半场的时间,历史发展节奏在加快。两次世界大战,美国打回欧洲,拯救了欧洲的文明。1945年之后,美苏迅速分道扬镳,从北海到地中海拉起了一道铁幕。冷战持续了50年后,终于在1989年因柏林墙的倒掉而尘埃落定。所以我的历史观是:200年的世界,ABC三条线竞争,上、下两个半场。

    这200年的中国历史是“之字形”:一点、一横、一撇、一捺。一点,就是1793年马戛尔尼访华见乾隆,谈来谈去就是八个字;200年后中国加入WTO的协议浓缩之后也就是那八个字:“自由贸易,协定关税”。历史和中国人开了一个玩笑,好像这个“之字形”是白走的,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从马戛尔尼访华到鸦片战争的47年归于黑暗,沉默。“之字形”一横,起点是1840年鸦片战争,因为是英国人来敲门,商业语言打不开,炮舰语言打开了中国大门。

    辛亥革命是“之字形”“横”的最后一段,在这里历史走向高潮。中国以英美为师,在政治上往前跳,不是学英国君主立宪,而要学美国行共和体制,彻底取消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我个人的观点是,辛亥革命是中国1840年以来,以英美为师的最大成就,它成功地缔造了中华民国。

    但辛亥革命坚持以英美为师的发展方向在大陆地区发生了剧变,后来转向以俄为师。这个剧变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是从辛亥到五四,尤其是五四那年发生的。


    以俄为师

    从辛亥到五四,为五四运动作准备的新文化运动,实际上也为“以俄为师”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1915年到1916年,以《新青年》杂志从上海迁到北京逐渐激进化为标志,《新青年》和北京大学掀起了一场文化突进狂飙运动。

    当时的思想领袖梁启超认为:戊戌变法为什么失败?因为千百万老百姓没有跟上来,他们思想愚昧。如果不把老百姓的头脑改造过来,再多的变法都会失败,这是最早提出的文化决定论。新文化运动提出要刷新人民的头脑,树立新的民族灵魂,他的著名学说叫“新民说”。

    这种观点实际上已经遮蔽了从制度探索成败原因的路径,而泛化为人人有份的文化决定论。胡适回国又往前推了一步。胡适在回国的船上闻听张勋复辟,认为中国人虽然在辛亥革命后掉了辫子,头脑里面的辫子却没有剪掉。他下决心回国20年不谈政治、不谈制度问题,只用文艺刷新人的灵魂,塑造新的国民性。《新青年》里面,写小说写得最耸动人心的就是鲁迅。鲁迅从日本留学回来发表成名作《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继承了从梁启超到胡适过来的文化决定论,提出要改造国民性。

    一部分激进的知识分子认为,辛亥革命取得的政治成就是可有可无的,关键是要把政治成果扩大为人心深处的革命。如果没有五四运动,这也许只是文化思潮,不会扭转整个国家发展的方向。

    五四运动格外激烈的原因是山东问题。日本在一战期间占领了山东,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中国人显然无法接受战胜后仍然被割地的命运。因此,巴黎和会中,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特权的消息成为五四运动的导火索。到1921年华盛顿会议签订九国公约,迫使日本把吃到一半的山东吐还给中华民国。在此期间正好发生了十月革命。武昌起义一声枪响推翻清廷,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这个“炮响”当然是要压得住枪响的。最早送来的不是马列主义,而是列宁、斯大林相继发布的对华外交宣言,宣布沙俄政府强迫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全部废除。实际上,俄国欠下大量外债,宣布全部废除条约的同时也废除了欠世界各国的债务,得大于失,不过最后引来了十四国干预。俄国不断派特使到印度、印尼、中国,希望在资本主义的大后方爆发革命。在中国,一开始他们选择了张作霖和吴佩孚,先后失败。最后,俄国人找到了孙中山。

    孙中山从辛亥革命之后开始被边缘化。1913年初宋教仁遇刺之后,黄兴等人支持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而孙中山则主张“二次革命”,遭到全国舆论的反对,以失败告终。1913年,孙中山开始在东京组建中华革命党,把秘密结社等组建原则全部搬进党内,比如党员个人要向元首按手印效忠,如果背叛元首甘受纪律制裁等。这种思路在同盟会中只得到一小部分人的支持,却与列宁主义的建党路线吻合。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孙中山可以全方位地拥抱俄国,从军事学校到建党路线,此前两个人已经是不期而遇地发生了重叠。

    随后中华革命党重返广州,赶走地方军阀,孙中山扶植自己的部下陈炯明统一了广东。陈炯明希望用一省之财力把广东建成模范省,并希望辛亥革命以后联省自治,像美国各州制定州宪法一样,湖南和浙江也制定了省宪法。他希望这样一步步地搭起来,最后建设一个中央政府。孙中山则坚持先武力统一全中国,最后兵戎相见,炮轰总统府。

    孙中山在广州无法立足,就在上海香山路关起门来写《建国大纲》,只有三四个党员追随他。俄国人在孙中山最困难的时候来敲门,“给你卢布,给你军事援助,更重要的是帮你组建一支有宗教信仰、有意识形态武装的新型军队”。由俄国人出钱办军校,从训练新型军官开始建立新型军队,这就是黄埔军校。

    从黄埔军校开始,中国第一次有了一支有精神信仰的军队,也就是党的军队。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主席台上就座的,多一半是俄国人,国民党一大通过的党章党纲全是俄国人起草的。

    随着北伐战争的推进,南方统一了北方,整个中国完成了以英美为师到以俄为师的转折。这个转折留给后人的最大遗产是什么呢?


    小革命和大革命

    革命不可不搞,不可搞大。ABC三条线中,德日C线之所以失败,就在于不革命,拒绝对中世纪遗留的君主专制的上层建筑进行现代民主的革命改造。德国拖着帝制、日本拖着天皇制进入了20世纪。

    恩格斯说过,在他的祖国德意志,“普鲁士的马厩如果不彻底清扫,将来迟早有一天要靠外部力量来解决”,不幸而言中。盟军占领两国之后,在盟军司令部里制定了和平宪法,用刺刀迫使它们接受。

    A线和B线都搞过革命。但A线是小革命,可以称之为1.0版本的革命,甚至参与这个革命的元勋,在革命一结束就马上收敛革命的激情,让革命尽快进入和平发展的轨道。小革命“小”在哪里—只有政治革命,没有社会革命,更没有3.0版本的文化革命。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第二年通过的《宽容法》和《权利法案》,明确规定国会、国王不得制定干预臣民精神信仰的法律,精神世界由公民自己决定。美国1787年宪法也是如此,宪法第一修订案就规定,国会不得立法干预公民的信仰自由。

    而法国、俄国则是大革命,法国的政治革命甚至把国王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俄国则把前一次革命中和平交出政权、已经废除掉的国王一家用卡宾枪扫射杀死。在政治革命中,俄国人比法国人更加极端了。

    革命的2.0版本是社会革命,不是杀国王就是杀资本家、杀地主、杀富农,把社会层面的财产关系进行急风暴雨的改造和转移。革命的2.0版本还刹不住车。革命者很快发现,农民昨天斗地主还很起劲,土地分到手就想自己发财致富,自己做地主。可见,问题不在分土地,而在于头脑的改造—与旧传统彻底决裂的文化革命,也就是革命的3.0版本。

    A线和B线的差别不在于革命或不革命,而在于一个是小革命,一个是大革命;一个是只搞政治革命,一个不仅搞政治革命,还要搞社会革命、文化革命,要改造到每一个人的头上。

    人是不能改造的。从北京猿人到今天,我们的服装变了,物质装备变了,但基本人性没有大变。人性只能因势利导。


    历史的清醒者

    在辛亥革命期间,黄兴是清醒的。1912年,黄兴在湖南对家乡的人说:“我们搞革命,只是革除腐恶的旧政府,不是把革命延及到社会领域。谁把革命延及到社会领域,谁就要祸害中华。”

    五四运动中的清醒者是梁漱溟。军警抓了火烧赵家楼的学生,全国知识分子都声援他们,认为他们是爱国青年,应该尽快释放。只有梁漱溟一个人提出:第一,应该对这批人提起公诉,不公诉不足以维持法纪尊严,因为学生打砸烧三样俱全,触动了刑律。第二,公诉之后当庭特赦,不特赦不足以爱护他们的爱国热情,两面都要兼顾。

    但是,从胡适到鲁迅等人都是站在学生这边的,后来的历史证明了梁漱溟的预见性。五四运动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的这部分学生,大部分在历史上的结局都不光彩。在赵家楼点第一把火的北大激进学生梅思平,在日占时期公然和日本合作,做了大汉奸。被他们痛打的章宗祥、陆宗舆等人则拒绝威胁利诱,坚决不与日本人合作。

    大革命时代的清醒者是清华导师王国维。王国维在1927年6月4日投昆明湖自尽。对他的自尽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后来的一些新资料让人们打开了视野。王国维当时给朋友们写信说,20世纪中国必然是以“宪政从共和始,至共产终”。1926年北伐军打到湖南,国民党部把湖南著名的国学大师叶德辉私刑处死,这件事对他触动很大。他留下的遗书是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这里说到“再辱”,就还有“初辱”。一般认为“初辱”是辛亥革命,以及后来冯玉祥片面废除了《优待条例》。“义无再辱”就是北伐军要武力统一中国,南方的苏俄文化要统一中国,在湖南杀了叶德辉,王国维不接受,民主要跳悬崖,我先跳。


    五四的另一面

    从五四运动开始,北京大学出现了一股风气。这批激进的学生一有事就闹事,闹风潮。

    到1922年的北大讲义费风潮,已经有北大学生和蔡元培剑拔弩张,几近动武。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北平学生赴南京请愿抗日,蒋介石请蔡元培出来劝学生,结果竟然是北大学生痛殴北大老校长。当时媒体的报道称:“蔡年事已高,右臂为学生所强执,推行半里,头部亦受击颇重”。1945年前后,北大甚至有一些职业学生在校七八年不毕业,专门鼓动左翼风潮。

    大革命的遗教和毛泽东的关系是什么?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这些共产党内的同事相比,多了一层底色:他是五四青年。其他人进入革命的时候,接受的是洋化教育,或者在莫斯科留学接受党化的教育。毛泽东不是,他此前多次以湖南第一师范中专生的名义、激进的学生名义进入北京。五四给他的遗教是什么?只有政治革命是不够的,关键是要有社会革命。

    在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以他独特的方式执行了五四的遗嘱。有了五四,就难以避免1966年开始的十年浩劫。十年浩劫实际上是五四另一面的落地实践。知识界只控诉“文革”是不够的,应该反思“文革”十年浩劫和五四之间的内在联系。

    [本文为朱学勤先生6月10日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演讲精简版,经本人授权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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