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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模式』的新挑战|中欧商业评论

    Author:zhoulujun@live.cn Date:

    政治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导致社会和谐,社会和谐巩固政治稳定,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中国模式』循环结构。然而,它正在面临新的挑战。

     

    『中国模式』的新挑战

    政治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导致社会和谐,社会和谐巩固政治稳定,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中国模式』循环结构。然而,它正在面临新的挑战。

    关于“中国模式(China model,或称中国模型)”的讨论正在成为学术界的重要话题。我们研究中国模型,就是系统研究中国迄今持续高速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和动力过程。中国持续高速发展主要表现在经济增长上,进一步的问题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三大块是如何通过自身或通过相互作用,推动持续高速的经济发展和增长的。

    在战略最高层,政治、经济和社会不是平行单线发展的,也不是机械加总的,而是有机、有战略性的逻辑联系。因此,我试着把这个战略框架(或综合发展模型)表示为如下页的一个循环过程(图1)。

    在宏观上,中国模型是政治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导致社会和谐,社会和谐巩固政治稳定。当然,这个模型也有它自身的缺陷,但相对于并列的、单向性的模型,它更实际一些,更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的发展和战略。

    政治解决权力问题,经济解决效率问题,社会解决和谐问题,制度解决规范问题。与此相应,在操作上,我们可以化解为三个相互依赖的模型:即政治模型、经济模型和社会模型。制度应该是一个分别研究的过程,但这里我们把它混杂在其余的模型中讨论。就其目标而言,不妨这样概括:政治模型的目标是政治稳定;经济模型的目标是增长;而社会模型的目标可以说是和谐。

    政治稳定模型  政治自然是关于权力:权力的获得、分配和保持。中国政治模型的目标是保持政治稳定。

    中国政治稳定模型有四个主要参数:合法性、利益整合(权力分配)、行政效能和政权交替。而从这四个方面解决政治稳定问题,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就是改革开放以来基本的政治模型。其目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稳定,其主要途径是逐步解决合法性、利益整合、行政效能和政权交替这四个主要问题。

    政治学界对中国政治的权力分配、政府行政效能和政权交替模型的改革和发展,有不少著述,它们对政治稳定的作用不言自明,这里不予赘述。这里仅仅讨论合法性和利益整合问题,因为这两者与中国整体发展模型中的经济和社会因素直接相关,而且对中国模式战略模型的未来走向也有重要意义。

    合法性是政治稳定的主要基础。在中国,这个合法性主要来自政治过程之外,比如意识形态或统治的绩效。对中国共产党来说,自“文革”以后,它的合法性基础越来越依赖于政绩。而自改革开放以来,政绩主要来自中国发展模型的另外两根柱石: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即,中国政治稳定的合法性动力是外生性的(Exogenous)。也就是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理解邓小平何以将经济发展说成是一个“政治目标”。

    当然,与任何政治实体一样,政治稳定不能完全由外在因素决定,而必须有政治的内生动力。在中国,政治稳定的内生动力主要来自三方面:一是统治效率,二是利益整合、广纳精英,三是统治秩序(包括权力的交替和分配)。其中,利益整合和广纳精英是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后面临的新问题。

    总结而言,自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形成的政治稳定模型可以表示为以下关系:政治稳定=f(合法性,利益整合,行政效率,权力交替机制)+随机因素。其中,合法性的取得主要来自经济的发展和社会问题的妥善解决。从实践中看,这个政治稳定模型十分成功。经济发展带动了国强民富,利益整合开通了通往政权中心的道路,相当成功的权力平稳交替以及不断提高的行政效率,使近十年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没有发生重大问题。

    经济增长模型  中国经济增长模型尽管有许多因素,但核心是两个:一是改革以解放生产力,二是开放以充分利用国际生产要素有利中国的分配。

    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型中,体制改革不是根本目标,根本目标是经济增长。体制改革是通过解决和疏导经济激励问题来促进生产力的提高,进而促进经济增长。所以,经济增长的动力过程是:体制改革改善经济激励,激励提高生产力,生产力促进经济增长。体制改革的内容、方向、速度,都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否则就无法理解中国体制改革的方向和进度。

    邓小平的白猫黑猫论,形式上谈的是体制问题,但核心仍是生产力。是通过调整经济激励,包括价格体制和分配体制两个方面来调动积极性,从而达到解放生产力的目的。引进市场机制,是试图通过价格机制来调动生产积极性,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则是从分配体制上提高生产的经济性。所以,中国经济模型的提出不是一个理论问题,也不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而是一个生产力发展战略的问题。

    与东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不同,中国的改革或转型不是意识形态的要求,其目标不是要实现市场转型,而是解决短缺经济问题。经济短缺的主要原因是缺乏有效的经济激励因素,因此,解放生产力成为基本目标。

    中国经济增长模型的第二个主要内容是开放,即加入国际市场和国际竞争。特别是1993年后的改革开放同步于新一轮的全球化过程。具有某种讽刺意味的是,“华盛顿共识”和对市场机制的高度信心,事实上为中国开放政策的成功创造了一个罕见的机会。中国抓住了这个机会。因此,使对外开放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基本条件。

    总结起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型是:经济增长=f(以改革提高生产力和效率,以开放获得外资和市场,政府行政效率)+其他因素

    社会和谐模型 社会模型是三个模型中最新也是最弱的环节,这表现在几个方面。

    首先,改革开放初期,社会因素在中国的发展模型中并不是一个重要内容。改革初期,人们甚至认为社会似乎是一个随着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会自然、自行解决的问题。其次,有研究说明,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发展指标中,经济指标持续上升,政治指标比较平稳,但社会指标却有逐渐下滑的趋势;再次,如何确定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模型因素,只是在最近几年才提到中心位置。

    改革开放导致了一系列社会变迁:技术发展和游戏规则变化引起了技能重构(skill-reconfiguration),期望参照体系的急剧变化引起相对贫困和社会地位对换。此外,市场机制必然导致的两极分化,而与市场机制不完善又促进了权钱合一等,加剧了社会的分化、对立和利益冲突。而日新月异的变化,加快了知识更新和技能退化,又增加了个人的经济风险和生活前途的不确定性。

    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下,在中国的发展模型中,严峻的社会问题会成为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一个潜在威胁因素。应该说,在中国的发展模型正在创造改善社会和谐的客观环境。迄今中国社会和谐模型可以概括为以下框架:

    社会和谐=f(经济利益分配,政治利益整合,社保制度)+随机因素。其中,经济利益的分配缩小社会问题的物质诱因,政治利益整合和参与开通民怨上达的渠道,而社会安保制度则有助于减小个人的经济风险。值得注意的是,分配和社保也有助于经济发展模型的转型。而政治开明,也有政治稳定的意义。

    总而言之,当今中国社会发展模型的主要目标是社会和谐,但其主要渠道和促动因素还处于进一步厘清的过程中。以人为本的原则固然是社会和谐的一个主要原则基础,但如何操作,仍然有待研究。


    中国发展模型的主要特点

    中国经济模型也是有模型参照的:通过包产到户、分灶吃饭来解放生产力,就是激励和价格理论的无意识应用;以出口加工带动经济增长,也不无“亚洲四小龙”经验模型的影响;中国的国企改革,不无日本、韩国和西欧等国“产业政策”道路的影响。中国当年和今天的改革开放,绝对不是毫无根据、闭门造车的实验。

    那么,中国模型的特殊性在哪里呢?

    首先,从模型的框架看,循环式模型是中国发展模型的第一个重要特点,这也是与现代化和发展理论的理想发展模型大相径庭的。现代发展理论认为,现代化的一个特征是国家和社会的分离,市场与政府的分离。而中国的发展模型恰恰强调了三者层层相接,环环相扣。理论家看到了条条块块的地方,政治家在治国活动中看到了丝丝缕缕,这是中国政治家的高明之处。

    中国发展模型的特点之二,是务实主义和非意识形态化。与其他新兴市场的发展模型相对照,中国发展模型并没有意识形态的参数和包袱。如上分析,市场化和对市场的尊重,并不是出于对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崇拜,而是对现实的尊重和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中国发展模型的特点之三,是一个高度集中、具有高度忧患意识的政治领导制度,保证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分歧不至于干扰既定的中长期发展战略,同时保证了国家资源可以迅速调整转移到短期目标。它保证了国内资源的全部用于发展,保证了在转型过程中可以及时调整战略,保证了短期利益不至于影响到长期战略的实施。

    中国发展模型最后一个特点,是经济战略的成功与全球化过程密切相关。全球化是中国经济得以高速发展的基本环境。国际资本流入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本前提,而在国内消费不足以消化生产力发展的条件下,国际消费成为中国产业发展的主要动力。


    面临的挑战

    没有理由认定,迄今为止相当成功的模型,会完全适用于正在发生变化的世界。

    对中国模型的挑战来自以下几个方面:(1)模型中有些动力因素的正面作用开始到达巅峰,边际效用开始减少,有些可能产生副作用。(2)模型成功的条件正在发生变化。(3)竞争对手对模型某些方面的挑战(比如汇率),迫使中国调整模型,以符合国际游戏规范。(4)竞争对手模仿中国的模型,应用中国的游戏规范,削弱了中国模型的竞争优势。

    具体而言,挑战之一来自模型内部结构。循环性模型造成了一个高度相关、高度复杂的体系。一旦某一环节出现问题,系统性风险就比较高。

    迄今中国政治模型是相当成功的,但这个模型蕴藏着潜在的风险。作为具体表现,比如使政治稳定受到不可避免的经济周期的影响。

    挑战之二是迄今包容性似乎与代表性兼容并蓄。但包容性和代表性之间的平衡,是否存在一个临界点:包容性使代表性不再有实际意义?什么因素会导致临界点的变化?

    挑战之三是,经济模型成功的条件开始发生变化。这主要是指中国经济模型的开放方面。中国经济增长依赖于国际市场,而国际条件正在经历重要的结构性和制度性变化。面对中国在世界中的新角色,面对进入“新常规”的世界,中国模型也必须做出新的调整。

    (1)国际消费能力受到制约。虽然短期内仍然有出路,但长期趋势并不明朗。

    (2)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理念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受到严重挑战。

    (3)国内消费由于人口预期和变化,其容量增长将受影响。

    (4)中国产业的消费市场不是一个大问题。中国人口占世界1/4,虽然消费能力较低,未来的潜力还是可观的。

    (5)国内消费能力与国际消费能力在高消费层相近,但普通层仍然有差距。产值利润的国内外差价仍然较大。对中国经济增长形成真正挑战的是能源。

    资本积累也开始受到挑战。美元走向对中国形成双重威胁:首先使中国持有的美元储备大量缩水;其次增加人民币对美元汇价的压力。

    挑战之四是,软力量需要有意识形态的内涵。中国发展模型的非意识形态化的特点,长处是它注重实际,注重实效,因而比较有弹性,比较灵活。但同时它也难以把这个模式转化为“道义”,即软力量。

    挑战之五是,由于中国模型的成功,许多国家开始研究并参照其中它们认为的有效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经济的游戏规则可能对中国形成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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