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文化复苏|中欧商业评论

最近知识界关于中国文化的基本判定有一些争论，我个人是倾向于对中国文化的现状表示忧虑。也是因此，我们从文化危机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化到底出了一些什么问题，为什么会出这些问题。

文化不是口红，是灵魂

有人说现在文化产业好像只是一种文化口红。
在经济危机的过程中，文化可以作为一种口红抹在人的嘴唇上，改善人的心情。这种说法是极其可笑的，但现在却成为一种时髦的理论。
文化不是口红，是灵魂。要是现在仍然将文化当成口红的话，那经济危机会更加深化。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始终都没有真正认识到文化的重要性以及没有认识到我们面临的文化危机的程度，我们将为此付出代价。
我们都知道文化在整个文明构造中的意义，中共中央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在十七大报告中把“文化软实力”提高到一个很重要的地位，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是因为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绝大部分的商业利润都是由品牌、由文化含量来决定的，其实体部分，或者说是器物的实体部分实际价值是很菲薄的。在现代经济学的结构当中，文化是利润的主体，这就导致了今天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很深刻的变化。
晚期资本主义的首富和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首富完全不一样。垄断资本主义是以石油、钢铁作为财富的标志，而晚期资本主义大亨全部是文化大亨，是以互联网、资讯、文化产业作为他的核心支柱，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为全球的一个普遍特征。
改革开放30年到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过度强调经济，长期忽略文化建设，结果到今天突然发现软实力的重大意义。
我们看2008年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由此带来的整个经济危机，而中国如何能抗击这个经济危机，实际上就是看中国有没有可能在文化领域实现新的突破。

古代和近代的文化脉络

中国在1976年开始酝酿改革开放，却发现整个文化已变成一个空洞，在此之前，中国历史上已有三次文化颠覆和复苏。
第一次文化颠覆就是秦始皇。除了秦始皇焚书坑儒被夸大的成分，秦始皇对神话的消解起了很恶劣的影响。
汉代的儒学家对文化复苏起了很大的作用，开始重新整理、注释那些从土堆、坟墓里挖出来的先秦的典籍，当时出现了一次汉文化的复苏运动，就是汉儒。
第二次颠覆和复苏是元代对汉族知识分子的异族大围剿。当时整个士大夫阶层几乎荡然无存，文人为了生存只能到酒吧、小剧场去做下三滥的编剧，于是出现了关汉卿这样的杂剧家，他们只能在勾栏瓦肆靠通俗文学、大众文化生活下去，但是士大夫的精英文化，比如唐诗宋词就基本消解了。
这次围剿到了明代才开始全面复兴。明代不仅复兴了宋代的器物和文明，而且出现了大量的新的东西，尤其是器物文明和江南园林文明，明代的器物文明后来成为法国洛可可风格的一个很重要的灵感源泉，还有明代的瓷器、茶叶、丝绸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明代之后就是20世纪以来的文化大围剿。五四运动已经90年了，我们这几年也一直在思考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究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文化遗产。
新文化运动当中的白话文运动一方面推动了文字语言表达的进步，但同时也割裂了当代人和历史的联系。今天的学生如果没有经过专业训练，读古文对他们来讲非常困难，因为语言系统和历史割裂了。
同时，五四运动的一个很严重后果是倡导了一种用暴力来解决问题的模式。五四学生使用暴力的方式火烧赵家楼，烧了曹汝霖的家，而且打了驻日公使章宗祥，打了他们家的仆人，还抄了他的卧室，看见卧室里面有燕窝，就摔在地上踩了几脚。这种方式实际上为“文革”提供了一个极好的道德样板，因为它具有很强大的合法性。
第三次颠覆和复苏又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五四时期的科学叙事。第二个阶段是建国后的革命叙事—1949年到“文革”，乡绅制度、简化字、普通话和文字拼音化对文明传承的颠覆，普通话对地方话的瓦解，对地域文明的颠覆。
接下来就是改革开放后邓小平的财经叙事阶段。

改革开放的财经叙事

邓小平1976年酝酿中国改革开放时，他认为率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让人先吃饱，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于是主要是在财经上面完成他的政治转型，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改革开放的主要内容是财经而不是文化，当时在文化上依然是保守的。
从科学叙事到革命叙事，再到财经叙事，在这第三次颠覆的三个阶段当中，导致了中国的文化在“文革”以后一边复苏，一边不断地衰退。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接连有海子等好几位诗人自杀。与此同时，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开始转型，不叫“批判知识分子”，我们称之为“知道分子”。“知道分子”转型成为专家。就是现在活跃在各个领域所谓的专家，我们戏称为“砖家”。
接下来就是知识分子的“犬儒主义”化。这个“犬儒主义”还不是真正古希腊的犬儒主义。我所指的犬儒主义是反面的意思，就是对那些黑暗的现象视而不见，满足于自己的一时口快。譬如像是玩一点小批判，弄一点小手技，在餐桌上发牢骚。用个人玩笑、政治黄段子来消解、来反抗。
到了21世纪，中国社会终于完成了中产阶级的转型。但是中产阶级是个政治概念，不是经济概念，表面上好像是个经济概念，但中产阶级实际上是个价值体系—这个我们都不存在。中国的中产阶级只是收入的一个界定，我们应该说它只是中等收入阶级的一个代名词而已。

新“三民主义”的崛起

新世纪以来，最重要的文化变革就是“新三民主义”的崛起。即民粹主义、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最后的这个“民族主义”可以是好东西。
民粹主义是借助互联网而产生的。20世纪90年代后一个很深刻的变化是因为互联网技术的广泛普及，2亿网民的出现，改变了整个中国的权利空间。原来官员有话语权，知识分子有那么一点点，民众基本上是以知识分子来做代言人的。
但是现在任何人都可以在网络上开博客，每个人至少在形式上都是可以发言的。所以似乎是每个人都有话语的权利。这个权利的产生为民粹主义的兴起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作用。
民粹主义是一个具有争议性的话题。我们要对民粹主义保持高度警惕，它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最近又出了一本书叫《中国不高兴》，的出版商张小波是我同学，书的主笔也是我的同学宋强，他还是个诗人。这本书是在忽悠老百姓，这本书的目的是在赚钱。它没有政治责任感。所有的人都是如此，整本书是用极其非理性、小儿科的方式来写作的。
这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耻辱。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会用这种如此轻浮的态度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并不是说你不能爱国，但是要讲得出道理。要用理性的数据分析，要有说服力，而不是用炒作的、轻浮的、轻佻的、不负责任的态度。
这本书不仅败坏了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名声，同时也败坏了中国整个知识分子与整个中国人的名声，在海外引起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这本书的观点非常可笑。整个论点都是非常幼稚，就像一个小学生一样。
但是，民族主义不完全是一个坏东西。必要的民族主义是可以进行的。尤其是在和西方社会不对等的状态下，民族主义确实是保持自信的一种方式。但是千万不要走到病态的民族主义，走到狭隘的、反动的民族主义上去。
在全球化当中，民族主义应该找到一种更先进、新形态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是一种基于理性的自我认知基础上的文化的开放和自信。

中国文化的弊端

毫无疑问，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这些遗产可以使我们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保持一份开放和自信的心态。当然，中国文化也是有弊端的，而且还不少。
中国文化的第一个弊端，就是2000多年的专制制度对奴性的培育导致我们的独立人格根本无法确立。
第二个弊端是儒家教义对终极信仰的制止。这里当然不包括后期儒家比如阳明新学，那是有内在超越的，这里儒家教义主要是指早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孔孟体系，一直到汉代为止都没有建立内在超越，同时对文化想象是极力制止的。
第三个弊端是流民社会对核心价值的瓦解。中国社会是个二元化的社会，一方面它是一个居民社会，靠的是强大的从先秦开始就建立起来的由户籍制度和保甲制度组成的严密体系，体系之所以要严密主要为了税收，有户就有税，没有户就没有税，通过这样来保持中央政府财政上的支撑。
但另一方面，它又是流民社会，社会一旦松动，流民就出现了，而流民在当上皇帝以后就变成了一个最严厉的专制主义者，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朱元璋。
第四个弊端是形象思维对科学理性的拒斥。这个跟我们日常生活的关系不是很大，但是它对中国整个自然科学的发展起了极其强大的禁锢作用。
中国人中所有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是在西方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没有一个是自己培养的，无论是杨振宁还是李政道都是这样。我们确实是形象思维很发达，但是反过来科学理性是很糟糕的，这对于我们今天建立民族理性的制度、建立民族理性的平台也是一个很大的骚扰。

可以借鉴的文化模式

下面我们看看华夏文明的发展到底有哪些模式可以借鉴。
就政治和文化的关系而言，台湾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模式，就是一方面完整地继承了中国的传统文明，蒋介石到了台湾以后，倡导的是阳明新学，他把台北的那座山命名为阳明山，在那座山上还有他的一座别墅叫阳明书屋，然后还建了王阳明的雕像，全面地推广阳明新学，以此来作为台湾社会的核心价值。
另一方面，他内在地接受了西方基督教的精神，台湾的士林官邸里面有一座教堂，每个礼拜他跟他的太太都要去做礼拜。因为宋家是美以美会的教徒，后来叫卫理公会，是美国的教会，所以后来蒋介石也成为了美以美会的教徒。
这样的一个建构非常重要，它包容了儒家和基督教两种价值体系。到了蒋经国时期，他虽然曾经留学苏联，受到父母的儒家文化影响，又接受了共产主义的思想，他混合得非常厉害，然后中国法家在他身上的影响也很厉害，所以蒋经国一开始是一个典型的独裁者，但是到了晚年他突然进行了转变。他那个坚硬的、残忍的、严厉的东西开始消解，变得柔和，尤其到了晚年，他年纪也大了，那些向善的东西、儒家的东西、柔软的东西、人性化的东西慢慢开始展现出来。
台湾社会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传统和现代可以非常好地结合，一方面它非常完整地继承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同时它又非常好地完成了向现代化的转型。
究竟如何进行文化拯救，是我们共同面对的难题。我想至少以下几个方面是必须做的。首先是制度革新。文化的问题不能由文化自身来解决，应当从文化体系的外面，也就是从制度的层面去解决，否则，文化就只能陷入自我缠绕的逻辑怪圈。而制度革新的第一主题，就应当是为文化提供自由发展的空间。文化高潮不是管教的结果,也不是用金钱喂出来的，而是自由放养的结果。1927～1937年上海文化蜜月，就是因为没有人去干预作家和艺术家的自由创造，由此打造一个健康生长的创新型社会。
其次，我们必须承认普世价值和人类共同信念，像自由、民主、平等、公正、个人尊严、教养和博爱，等等。亦如胡锦涛在2008年的《新年贺词》中所说：“我们衷心希望各国人民自由、平等、和谐、幸福地生活在同一个蓝天之下，共享人类和平与发展的成果。”
在同一个蓝天下，价值的人类普适性，也就是承认人类共同的人性、人类经验和价值诉求，是马克思主义在全球扩展的逻辑前提。反对普世价值，就是在取消马克思主义的生存依据。
毫无疑问，我们还要依据普世的价值尺度，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予以坚决剔除，并彻底改造现存教育体制,纠正应试教育的恶弊。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建立正确的文化阐释体系，重构正确的知识/记忆体系，让所有的历史空白都被正确的记忆所充填。让每个公民在人格上独立起来，成为有权利、义务和教养，善于反省和敢于反叛的理性责任主体。
陈寅恪先生在1929年提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至今已经80多年了，早就应当成为每个中国公民的精神指南。
我的结语是：我们正处于文化危机的焦虑中，我们守望着文化的最后领地，我们正在为文化的复苏而呐喊，我们的工作沉重而艰难。文化复苏，从每个人的独立的反思开始。

朱大可

文化评论家，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本文是朱大可先生2009年4月在《中欧商业评论》和传习社 ·  实践管理研究会共同举办的人文讲座的删节版，经作者授权。

《中欧商业评论》和传习社 ·  实践管理研究会定期在上海十乐会所举办人文系列讲座，详情请见《中欧商业评论》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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