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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秦诸子的“救市”之争|中欧商业评论

    Author:zhoulujun@live.cn Date:

    我们可以从先秦诸子的思想中,寻找今天面对危机的方法和思路。当时的思想家是如何思考危机的?他们看问题的方法、角度如何?

    “救市”是2009年的关键词之一。“两会”期间温总理答记者问,涉及最多的也是经济危机这个话题。这让我想起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救市”之争,准确地说,应该是“救世”,拯救当时的世道人心。

    当时天下大乱,也是思想文化史的黄金时期,涌现了孔子、老子等“先秦诸子”,他们一心拯救世道人心、社会秩序。这批伟大的思想家生于乱世,在危机的考验面前,中华民族的智慧闪闪发光。

    我们可以从先秦诸子的思想中,寻找今天面对危机的方法和思路。当时的思想家如何思考危机?他们看问题的方法、角度如何?这对于我们应对当前的危机大有裨益。


    天下大乱

    那个时候中国人把头顶上的叫做“天”,脚底下的称为“地”。天是半球形;天圆地方,地的正中在河南省登封市的观星台。观星台下埋了一块石头,称为“地胆”。这块石头在“文革”期间被挖出来砸了。“天下”看来只是现在中国的一部分。圆形的天扣在正方形的地上面,多出来的四块就是“四海”。所以当时称“普天之下”,也叫“四海之内”。

    “天下”是一个国家联盟,最高领导人是“天子”。古人认为,周天子是天的嫡长子。他把嫡系弟弟,旁系的兄弟、叔伯封出去做诸侯,这叫“封建”:封国土、建诸侯,又叫“封土建国”。在国境线上挖沟,在沟上种树,叫做“封”;“建”就是指派国君、厘定等级。值得注意的是,封建到了国以后并未结束,国君要对嫡出的弟弟、叔伯族人等“大夫”再行封建一次。

    天下是总公司,天子是总经理,天是董事长,是土地和人民的所有者。天下是天的,天授权总经理管理,这就是“天命”。诸侯国相当于分公司,董事长是天子,总经理是国君、诸侯。大夫的家相当于子公司,董事长是诸侯,总经理是大夫。

    从天子的“天下”,到诸侯的“国”,再到大夫的“家”,形成了西周的政治、经济制度。三级所有,层层转包,独立经营。经营以诸侯的“国”为核心。“国”象征性地向天子交管理费,比如说,楚国的管理费是一点茅草,可在酿酒过程中作过滤纸用。

    分公司、子公司独立经营、自负盈亏。慢慢地,某些分公司、子公司做大做强,不把董事长放在眼里了。比如说鲁国大权落在“三桓”——孟孙氏、叔孙氏和季孙氏三家大夫手上,他们瓜分了鲁国的公室。国有资产变成了家有资产。

    有的分公司还敢叫板总公司天子。封建之初,齐、鲁是侯爵,郑是伯爵,楚是子爵。由于周天子不同意提高楚国爵位,最后楚国称王,还派兵攻打别的国家。

    天下大乱的根本原因,在于一些分公司、子公司力量的变化,有的子公司把分公司吃掉,有的分公司甚至要取代总公司。这可以理解为一场“资产重组”。

    问题在于,这种“资产重组”不是按市场经济规则、法律制度公平竞争,而是巧取豪夺。

    比如著名的“张仪诳楚”的典故。战国末年,最大的超级大国是秦、齐、楚,楚国和齐国联合。张仪使楚,以“献商於之地六百里”诱骗楚怀王单方面撕毁与齐国的联盟协议。当楚国的使者去要六百里地时,张仪回复楚使:“仪与王约六里,不闻六百里。”楚怀王大怒,派兵打秦国,楚国战败,周边小国就来打“落水狗”。

    在这里,楚怀王见利忘义,张仪坑蒙拐骗,小国们落井下石。整个社会道德的堕落、精神的危机可见一斑。

    儒家:仁爱为本

    越来越多的人感到,得想个办法来拨乱反正、拯救这个世道。于是有了先秦诸子。

    首先是孔子。孔子认为,天下大乱是因为礼坏乐崩。“礼”就是秩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现在诸侯不遵守秩序,天天打仗,就是因为礼乐这样的规矩没有了。

    拿什么来救市?仁爱。

    孔子认为,礼的根本是爱。当时有“三年之丧”规定,父亲去世后儿子守孝三年,披麻戴孝,穿最粗破的麻衣,腰拴绳子,表示父亲死了非常痛苦,吃不下饭。

    《论语·阳货》中,学生宰予对孔子说:“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宰予嫌三年太长。孔子反问:“食夫稻,衣夫锦,于汝安乎?”宰予说:“安。”孔子只好说:“汝安,则为之!”

    孔子认为,三年之丧是因为父母亲抱了儿女三年,所以父母亲去世,儿女要回报父母三年。君子在这三年以内,听音乐难受、吃不下饭,是发自内心的。

    礼是源于爱。但是春秋战国时代没有爱。儿子不爱父亲,臣子不爱君主,到处是宰予这样的货色。所以救市要从根本做起,宣扬仁爱。

    在礼坏乐崩的形势下,面对如狼似虎的暴君、权臣、猾吏、刁民,孔子的学说注定了是对牛弹琴。

    墨家:兼相爱、交相利

    墨子不认同孔子的思想。在墨子看来,弱肉强食才是社会的病根。

    墨子谴责社会的不义:一个人偷邻居家的桃子、猪狗、牛马,罪一个比一个大,杀人罪更大,“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可是诸侯屠杀别国人民、掠夺土地,却成了英雄载入史册,人们“从而誉之,谓之义”(《墨子·非攻上》)。所以,墨子认为,这个社会分明是黑白颠倒、没有正义的。

    墨子提出“救市”的唯一出路是建立公平、正义的合理社会,每个人各尽所能、自食其力,按劳分配。其主张如同“国企改革”宣言。墨子还主张机会均等:“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墨子·尚贤上》)

    墨子思想的宝贵之处在于“言利”。这是比儒家高明和深刻的地方。而儒家抽象地谈道德,把道德和功利对立起来,讲求“义利之辩”。

    墨子提出了“兼相爱”、“交相利”,这是中国最早的“双赢”思想。他说:“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墨子·兼爱中》)爱得到好处,恨对自己不好。我们应该选择爱还是恨?道理很简单。

    道德是为了每个人的幸福。每个人天然追求幸福,我们要明白,因为我想幸福,所以不能损害别人的幸福;我要有利益,所以不能损害别人的利益。每个人都这样想,就是和谐社会。损人利己是错误的,前提是别人的利受到保护;舍己为人是高尚的,前提是舍我的利。不界定私有财产、私人权利,哪来的道德?

    墨子看到了道德后面的动力,提出为了每个人的幸福,我们要帮助别人幸福。这是墨子的思想遗产。这在金融危机下颇有参考价值。

    但是墨子注定是不成功的,因为他只强调劳动和艰苦的生活,反对娱乐和休息,老百姓受不了。而且墨子说“官无常贵,民无终贱”,主张贤能的人来领导国家,这和当时的世袭制度是根本冲突的。

    道家:不救之救

    道家的救市观点很简单:不救。

    老子说,人会生病,是因为有身体;没有身体还怕生病吗?不怕。(吾之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现在天下大乱、没有秩序,如果社会不需要秩序,还有秩序问题吗?没有了。问题消失了。

    《庄子·大宗师》讲了个有名的故事。“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河里没有水了,河床上剩下了两条鱼,互相吐出泡沫来滋润对方。这就是儒家提倡的“相濡以沫”,庄子则认为“不如相忘于江湖”。
    道家认为,不需要救助的天下是最好的天下。

    《庄子·天运》杜撰了一个故事,子贡问道于老聃:三皇五帝都是圣人,您为什么评价那么低?老聃回答:黄帝治理天下,使人民心地淳厚保持本真,唐尧治理天下,使民心亲疏有别,虞舜治理天下,使百姓心存竞争,夏禹治理天下,使百姓心怀变诈。

    所以,庄子借老子的口说,三皇五帝治理天下,名义上叫做治理,而扰乱人性和真情没有什么比他们更严重的了。(“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乱莫甚焉”。《庄子·天运》)

    道家认为,天下大乱根源在黄帝头上,因为他要治天下,越治越出问题,越出问题越治。恶性循环,最后天下大乱。

    如果釜底抽薪、不治天下,回到最原始的状态,就没有这些问题。《庄子·天地》也说:“至治之世,不尚贤,不使能,上如标枝,民如野鹿。”统治者就像山顶上最高的树叶,是领导,但是恬淡无为,不影响“野鹿”的生活。

    虽然没有身体不会生病,但我们不可能没有身体;天下已然大乱,又怎么回得去呢?所以,儒家、墨家、道家的方法都不适用于乱世。

    法家:严刑峻法

    每逢乱世,都是法家收拾局面。

    法家以韩非为代表。韩非吸取了道家虚静无为的思想。他认为君主非但应该“无为”,简直应该“无能”,像木偶一样,而臣下怕得要死。法家的无为不同于道家,是让最高领导装傻的权术。接下来的问题是:怎么管理人?

    这就是法家高明之处。他知道简单的道理:人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只有制度。这是法家最宝贵的一笔遗产。法家注重制度完善和一系列技术性措施,认为要严格执行完善的制度。韩非说:赏就要赏得终生难忘,罚就要罚得倾家荡产。赏罚要到位、公平。(“信赏必罚,其足以战”。《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法家思想基于对人性的洞察。韩非认为“人性本恶”,人只有一种心理:趋利避害。

    比如说,开马车铺的老板希望天下人升官发财,开棺材铺的老板希望死的人越多越好。这两个人没有道德高下之分,都是要把自己的商品卖出去而已。(“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韩非子·备内》)

    人与人没有信任。而且韩非说,最应该提防别人的就是君主。君主最应该提防的人是老婆和孩子。因为“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妇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宫廷斗争的结果必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老婆和孩子都不能相信,还有人可以相信吗?韩非真是“直面惨淡的人生”,不动声色、冷酷无情地揭开了温情脉脉的面纱,展示血淋淋的社会现实。读韩非、法家的书,可以读得心惊肉跳。冷酷的力量压倒了温情主义。人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只有制度。

    法家强调,在世袭的前提下,接班人不可能永远是圣明的。像尧舜那样的圣人凤毛麟角,像桀纣那样的暴君也凤毛麟角。大多数是普通人。制度不能够按圣人的标准设计,只能按常人的标准设计。因此,应该把国家设计为一架高度精密、自动化,并且有自动管理程序的机器。这也是法家高明的地方。

    儒、道、墨三家的理想似乎在法家那里都得到了实现:儒家的秩序,道家的无为,墨家的平等。法家用制度治国、井井有条,这么说来岂非最好?错。法家的问题最大。

    法家不能回答:为什么要有国家?为什么要有政权?为什么要有管理?法家之法是君王立法,因此法家设计的整个制度都是为了保证君主的一人独裁和专制统治,实施法家学说的国家的百姓都非常痛苦,所以,秦虽然以法家学说强盛吞并六国,却二世而亡。

    演变:“外儒内法”格局

    历朝历代对先秦诸子百家的学说是什么态度?

    在汉武帝罢黜百家、以儒治国之后,儒家发展为“名义上的执政党”,法家则成为“实际上的执政党”,历代都是“外儒内法”,保证独裁和专制;道家成为“在野党”,有时候成为参政党(主要是王朝开国之初);墨家成为“地下党”,只能处于“江湖之远”,在秘密结社中偶尔露出峥嵘。

    为什么演变成这样的局面?因为诸子学说各有所长。

    儒家顺应人性、懂得收拾人心。比如说,尽管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平生最讨厌儒家,但他的统治就是用儒家的套路。所谓设身处地,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尽管道家思想有非常深刻的地方,但在乱世没人用道家方法救天下。当一切回到起点,王朝开国之初,一般会“与民休息”、“清净无为”。一段时间之后,重新开始折腾。

    法家思想统治下,老百姓苦于严刑峻法。法家思想也有合理性。人民把公权力交给政府官员,就得防止他作恶。规章制度需要严格执行,只是制度本身要合情合理、可执行。要依良法治国,不能依恶法治国。

    最终解决“天下大乱”,得以救市的是汉高祖刘邦,但是刘邦这个人基本上什么都不会,打仗不如韩信,计谋不如张良、萧何。为什么他能取得胜利?他能够“救市”?

    刘邦最重要的能力就是领导力,他能够让那些能干的人被他领导,这就是他的高明之处。

    虽然刘邦看起来像个流氓,对儒家非常痛恨,但他的做法却非常像儒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让手下每个人都会从共同的事业中分享利益和成功,所以他才成功了。

    遗憾的是,先秦诸子不具备提出革命思想的条件。历史、地理、政治、文化传统决定了革命是不可能的,只能改朝换代。
    中国传统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产权不清、自相矛盾,那个天下的董事长“天”是不存在的,所以土地属于皇帝,但可以买卖,皇帝对土地也只有管理权,不公不私、半公半私、亦公亦私,这是古代社会的根本问题。

    只有产权明晰的市场经济才能产生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代议制、律师不可能产生于农耕社会,现代文明几乎无一不源于市场经济。这也是先秦诸子“救市”的经验之一。

    [本文根据易中天教授2009年3月13日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高层管理人员人文素质讲座”的同题演讲,经作者授权,由本刊记者李杨参照易中天专著《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整理而成。文章未经演讲者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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