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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慧能的不立文字和不拘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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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慧能的禅法思想虽然也有种种佛典依据,但他从现实之人的解脱出发,更注重会通佛性与般若,真心与人心,从而在实相与自性合一的基础上,

六祖慧能的禅法思想虽然也有种种佛典依据,但他从现实之人的解脱出发,更注重会通佛性与般若,真心与人心,从而在实相与自性合一的基础上,把解脱之源指向了人们当下不起任何执着的无念之自心。慧能之所以能实现禅学理论上的新突破,对传统佛教作出革新,很重要的就在于他能够通过"不立文字"而实现"不拘一说",从而使各种理论都"为我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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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禅门的解释,"不立文字"的主要含义是指以心传心。当年释迦牟尼在灵山法会上,以"拈花微笑"的方式,将"正法眼藏,涅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传授给大弟子摩诃迦叶,这被认为是禅宗"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开始。

从历史上看,打出"传佛心印"的"教外别传"之旗号,是从东山法门开始的。而正式标榜"不立文字",则是慧能南宗的特色。慧能本人虽然并没有明确说过"不立文字",但慧能的禅学思想和禅法要求确实都充分体现出了"不立文字"的基本精神。

慧能的不立文字,主要是不执着文字,而并不像有些人所渲染的那样是完全不要文字。慧能曾认为,"三世诸佛,十二部经,亦在人性中,本自具有",而自性起般若观照是"不假文字"的,只要识心见性,去除执心,就能觉悟成佛。因而在慧能看来,读不读经并不是最重要的,经典至多只是启发人们开悟的一种外缘,关键还在于每个人的自悟。据此,慧能并不要求信徒执着于一部或几部经典,而是强调要心悟。即使是读经,也应该是心转经文而不能被经文所转。据禅史记载,有僧名法达,初听慧能教诲,曾问道:"若然者,但得解义,不劳诵经耶?"慧能答曰:"经有何过,岂障汝念?只为迷悟在人,损益由汝。"然后,就为法达说了"心迷《法华》转,心悟转《法华》"的着名偈颂。法达领旨后,"亦不辍诵持"。这说明,慧能并不是绝对地排斥经教,他只是强调应该领宗得意,自性觉悟,而不能执着文字,更不能被文字相牵着鼻子走。这实际上也就是老庄玄学的"得意忘言"和佛教的"依义不依语"在禅修中的具体贯彻与发挥。事实上,执着于诵经固然是"有念",拘泥于"不可诵经",也是一种执着。按照慧能"出没即离两边"破一切执着的观点,应该是读与不读,皆任心自然,念念无著,便为解脱。关于慧能及其南宗对经教的看法,曹山智炬禅师有一段话很有代表性:"文字性异,法法体空。迷则句句疮疣,悟则文文般若。苟无取舍,何害圆伊?"

慧能及其南宗之所以破除对文字的执着,既有佛教本身理论上的内在根据,也有佛教发展所面临的历史需要。在佛教中,佛法大义一向是不可思、不可议、不可用语言来表达的,因为"至趣无言,言必乖趣","故非言所能言也"。但"言虽不能言,然非言无以传",要教化众生,使之了悟佛法大义,又离不开语言教法,因此佛教才为人们留下了上万卷经书,佛教中也才有"依义不依语的"要求。在禅的修习中,突出的是体悟心证,禅悟的内容或境界更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说似一物即不中",任何语言文字都只是指月之指,而非月之本身,因而在禅门更强调"不立文字"。但禅师为方便接机,传授心法,总得通过一定的教法,借助一定的语言。即使是佛陀当年在拈花微笑之间传心法于迦叶,不也说了"吾有正法眼藏……付嘱摩诃迦叶"等话语吗?在中国禅宗中,从"不出文记"的早期禅师到"不立文字"的慧能,实际上不也都留下了施化设教的方便法门吗?入宋以后,不立文字的禅宗更是走上了文字化的道路,出现了大量的语录、灯录和对"公案"的拈颂评唱。但禅宗的文字所要表达的是禅意、禅境或禅味,因而即使是文字禅,也往往是借助诗歌偈颂或其他一些含蓄的语言来"绕路说禅"以体现禅的"不说破"的原则,目的仍然是引导人们去体悟言外之旨或心法。因此,破除对文字的执着,对于禅宗始终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慧能把东山法门的提倡进一步发扬光大,并落实在实际的禅学与禅行之中,应该说是对佛教精神的继承与发展。

“不立文字"仅是一种手段,融会贯通诸家学说以为我所用,抛弃对外在一切的追求而专注于见性成佛,这才是最后的目的。慧能正是从"不立文字"出发,才超越了各学派、各宗派对佛陀教法的理论阐释,"不拘一说"地直契佛陀原教旨精神,从而建构出一种更能契合中国人精神需要的新宗教。这也是慧能革新佛教的真精神之所在。
 

从不立文字、以心传心到不拘一说、直契真性的内在超越之路的构建虽是由慧能完成,但从历史上看,它却是一个艰难的思维方式的转换过程。这也如同玄学是对经学的扬弃一样,需要摆脱种种传统思维方式的羁绊,抛却语言文字对思想的束缚,超越经典中名相概念的分析,只有在心上走出教条的樊篱,才能真正体悟到理想与现实之矛盾的焦点所在,从而找到超越之路。我们不能把这种扬弃仅视为一些具有创新精神的思想家个人的行为。而应将这些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视为一代社会思潮的集中体现。慧能正是在佛教中国化的浪潮中涌现出的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家之一。慧能从不识一字到佛教的一代宗师, 这本身就是佛教中国化的结果。

从整个中国佛教的发展来看。佛教初传,就有译经相伴随。早期来华的传教者,也大都有其所宗之经典与所据之理论。到南北朝时,随着佛教经论的不断译出,中国僧人开始倾心于对佛理的探究,经论的讲习之风大盛。由于为数众多的佛教经典并不形成于一时一处,且因教化对象的不同而义理互有出入,再加弘传经论的僧人各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各有专精的经论,因而就逐渐形成了以弘传某部经论为主的不同学派。在义理纷争的情况下,开始出现了判释佛说经教的"判教"。南北朝时就有不同的判教学说,所谓"南三北七",即指南朝有三种,北朝有七种。隋唐时出现的中国化的佛教各宗派,都有自己独特的教义、教规、修持方法和传法世系,同时也有自己的判教说法。例如,天台宗的五时八教,三论宗的二藏三法轮,华严宗的五教十宗,等等。禅宗标榜的"传佛心印"的"教外别传",实际上也是禅宗特有的判教说,他们以此而把自己与其他教派相区别。这样,中国佛教中就有了宗门与教下之分、教内与教外之别。教内,主要指佛陀以言语相传授的教法,教外,则专指舍离言语文字、以心传心的法门。禅宗把依经、律、论等教法而立的各宗统称为教内之法,而自称"教外别传"。慧能禅宗"不立文字"的禅学理论就是建立在"教外别传"之基础上的。"教外别传"的判教说使慧能禅宗得以更好地融合摄取各家学说,为我所用。"教外别传"的慧能禅宗又自称"宗门",以示自己传的是佛陀之精神,而把其他依佛陀言教立论的宗派称之为教下各宗。宗、教的区分是对达摩"藉教悟宗"的进一步发挥。

从中国禅的发展来看。早期禅师虽注重参禅修心而并不以讲经为意,但大多也是依教而修,与教的关系仍然十分密切。正是基于此,太虚法师曾把达摩宗门禅以前的禅统称为"依教修心禅"。而菩提达摩东来,以"藉教悟宗"相号召,呼唤体悟佛法言教的真精神,为"不立文字"的慧能南宗禅的出现开拓了道路。达摩根据《楞伽经》不重经教文句而重体悟心证的思想,提倡"宗通",即心悟,把《楞伽经》所主张的佛法大义应是"远离言说、文字、妄想"的观点突出了出来,他的"藉教悟宗"要求借教而不着教,得意而忘言,最终达到心悟。"自达摩以后,师资开道,皆善以方便取证于心,随所发言,略无系说。……若夫超悟相承者,既得之于心,则无所容声矣,何言语文字措其间哉。"虽然达摩系的禅法仍要求以经教来印证"心法",并没有完全摆脱经教,但毕竟提出了"不随言教",因而从东山法门开始,便出现了新的倾向。道信曾根据"百千法门,同归方寸"而教人"莫读经",并提出:"法海虽无量,行之在一言,得意即亡言,一言亦不用。如此了了知,是为得佛意。"弘忍也从心是"十二部经之宗"出发,强调一切言说教法都只是引导众生"守本真心"的方便法门,并不是"悟宗"的必要条件。此后,弘忍门下的众多禅系都强调"息其言语,离其经论",突出心印。例如玄赜系的净觉认为"至道无言,言即乖至。……证者之自知,不由三乘之所说也"。甚至连神秀系也认为"名数入焉妙本乖,言说出焉真宗隐"。慧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一步以"不立文字"为标帜,将"不拘一说"的革新风格突现了出来。慧能本人的主观条件也促成了这一风格的出现。慧能出身贫苦,"一生已来,不识文字",没有受过佛学方面的系统训练,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不可能成为义学之徒,也对他形成重自性自度、妙解顿悟,而"不拘一说"、不重经教师说,自由地解释发挥经义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慧能由"不立文字"而"不拘一说",开中国禅的一代新风,其根本目的是要人明了佛性就在自心中,需要人在自我生命的流程中自然地去体悟,其根本精神是要人们放弃对一切外在的执着与追求,努力去理解佛法之真谛,回归佛陀教旨的基本精神,关注每一个现实之人的解脱。这种禅学思想的兴盛并不是偶然的。

(责任编辑:高夕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