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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浩武:慧能和神秀:南北禅宗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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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不是忽略,是我在研究禅宗史时,认为这一事件关系重大,意欲将其独立成篇来论述。当年五祖弘忍门下,可谓人才济济,堪为人师者,有十大

    其实不是忽略,是我在研究禅宗史时,认为这一事件关系重大,意欲将其独立成篇来论述。

    当年五祖弘忍门下,可谓人才济济,堪为人师者,有“十大弟子”说,如资州智诜,随州玄约,潞州法如,韶州慧能,扬州高丽僧智德等等。这些弟子分头弘化,以长江沿岸的大别山为中心,将东山法门禅宗教线扩充北至长安,西至剑南,东至越州,南至广州的全国各地,一时大江南北,禅风高扬。
     陈浩武:慧能和神秀:南北禅宗之争

      在这些大弟子中,首先英名远播的是神秀。

      神秀,陈留尉氏人(今河南尉氏县),十三岁出家,二十岁在东都天宫寺受戒。神秀是一位极博学的僧人,史书称他:“游问江表,《老》《庄》玄旨,《书》《易》大义,三乘经论,说通训诂,音参吴晋”。神秀五十岁到东山寺参礼弘忍,“服勤六年”。直到弘忍入灭后,才到当阳玉泉度门寺弘法,一时度门成为中原禅法 重镇。“就者成都,学来如市”。神秀虽然在玉泉寺出家,却不住在玉泉寺,而是在寺庙十几里外的岩石上结草为庵,可见其修行精进。后人记载神秀“年过九十,开室岩居……两京学徒,群方信士,不远千里,同赴五门,云集雾委,虚往实归。”当时的神秀,已名闻天下。

      神秀与惠能的宗风差异,一是顿悟,一是渐修。佛门称之为“南能北秀”,“南顿北渐”。

      神秀的禅法理论,集中体现在他的《观心论》中。弘忍的“守土真心”,以妄心不起,真心不失为解脱。神秀继承了这一理论,他从“一切善恶,皆由心发”出发,强调观心的重要性。他认为:心既是“众善之源”,也是“万恶之主”。一切诸法,唯心所生,若能了心,万法俱备。

      神秀认为,心有“静心”和“染心”两种差别。若随染造恶,则沉沦三界,受种种苦;若观心修行,除染还净,了悟本觉真心,即得解脱。
    陈浩武:慧能和神秀:南北禅宗之争

      根据这一理论,神秀进而提出,观心的根本要求就是摄心守净,去恶离染。神秀把贪嗔痴“三毒”视为种种烦恼和邪恶的根本,把六根而起的六识视为损真如体的“六贼”。求解脱者,就是除三毒,净六根,以除一切苦。这也是修行的内容和要达到的目标。

      神秀把观心和念佛联系在一起。他特别强调“口诵”和“心念”的不同。认为“在口曰诵,在心曰念”。诵在口中,执着音声之相,是邪念;念在于心,念从心起,了知自心清净,才是正念。只有“正念”才能达到妄想并除。常守本觉的观心要求,最终实现解脱。

      神秀反对在修行活动中“修伽蓝,铸形象,烧香,燃长明灯”等外在的形式主义的求佛之道。他认为“若不内行,唯只外求”是不可能达到解脱的。在这点上,他与慧能是一致的。

      神秀在弘忍的众多弟子中,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他不仅学问高深,还深得皇室宠幸。

      武则天在光宅元年(684)临朝执政,六年后改国号为周,自称“神圣皇帝”。在中国这个根深蒂固的男权社会,由一位女性来当皇帝,必须要找到充分的理论依据,否则难以服众。中国传统的观念认为“牝鸡司晨”是不吉利的。而此时有人发现,佛教的《大云经》中,有一段讲到一位净光天女,为弥勒佛转世,将要成为女王,天下人为之崇拜归顺,有君权神授的神秘色彩。佛教界认为这位净光天女就暗喻武则天。武则天闻之大喜过望,认为这是神的旨意,大加宣传。她当上皇帝以后,认为佛教经典为其登基提供了理论依据,功不可没,从此一改唐朝皇室“道在前佛在后”的传统,高扬佛法,抑制道教。为了深入推行以佛治国的思想,他遍请天下高僧到宫中奉养,借以提高她在僧俗两界的地位。

      【女皇武则天】

      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神秀被请入洛阳宫中。相传武则天对神秀非常礼遇,入皇宫时,武则天亲行跪礼。史书记载:“趺座觐君,肩舆上殿,屈万乘而稽首,洒九重而宴居。传圣道者不北面,有盛德者无臣礼。遂推为两京法王,三国帝师.”可见皇帝当时对他圣眷之隆。

      神龙二年(206),神秀去世,长安城“送葬僧俗,数逾十万”。朝廷追谥为“大通禅师”,并为他建三座大寺以示纪念,当朝宰相,也是唐代最具名望的散文家张説为其撰写碑文,称其为六祖,极具哀荣。

      在神秀的弟子中,最为杰出的是被称为“华严尊者”的普寂。

      普寂,蒲州河东(今山西永济)人,幼通《诗经》和《易经》,受中国古典文化熏染,后心向佛学,三十八岁时受戒于东都端和尚,从南泉景习禅。随后修头陀行。他本想去少林寺投名师法如,途中听说法如迁化,转投至玉泉寺神秀门下,“膜拜披露,精勤思修。凡六年,神秀奇之”,授《思益经》和《楞伽经》,成为神秀的上首弟子。

      普寂性情稳重,沉默寡言,从不喜形于色,禅风如冰霜严峻,深得人们的敬仰。神秀灭寂以后,他奉诏说法,“天下佛徒,多事普寂。”
    陈浩武:慧能和神秀:南北禅宗之争

      【《心经》唐代写本】

      唐开元十三年(706),七十五岁的普寂奉命住敬爱寺,从此弘法活动日趋兴盛,北禅宗也因此而进入全盛时期。普寂在八十九岁时灭度。入灭前,他留下遗诫,说他“承先师神秀禅宗奥义,其奥义由达摩传慧可,由慧可传僧璨,由僧璨传道信,由道信传弘忍,由弘忍传神秀,而自己是神秀的继承者,是为七祖。也就是说,北宗在普寂时代正式提出了法统概念,而这一法统显然是排斥了慧能的,但是排斥作为真正得到弘忍袈裟的慧能,这种法统肯定要为日后埋下隐患。

      当然,此时的慧能和南禅宗,还在岭南的崇山峻岭中默默无闻。

      南北禅宗的公开对立,是在慧能的弟子神会与神秀的弟子普寂之间展开的。此时,南能北秀皆已灭寂多年。发起挑战的,是南宗的菏泽神会。

      神会,湖北襄阳人。幼读五经,习老庄,渐长知佛教,不求仕进,竞至出家。神会气度轩昂,善于辩才,狷介不屈。密宗说他“顶异凡相,如孔丘,骨气殊众,总辩难测。

     

     

      神会开始在神秀坐下修行。神秀以为他是法门龙象,劝他到继承东山法门的慧能门下。这有点像今天派访问学的味道。传说这位年轻的沙弥来到慧能前时,慧能问他:“你远道而来,可曾带来什么重要的东西?”小沙弥天真活泼的笑答:“带了最重要的东西!”慧能说:“如果真有重要的东西,那你应该认识他的主人翁了。”小沙弥说:“神会所说的无住,就是最重要的东西。般若的知见,才是他的主人翁。”慧能说:“你这个饶舌的小沙弥!”举杖便打。小沙弥挨打的时候想,这么杰出的禅师,能有幸会晤,即使尽献生命,也在所不惜!

      神会于开元八年(720)北上传慧能禅法。当时长安洛阳一带,全是北宗势力,神会北上,是以极大的勇气,在北宗的势力范围之内公开向北宗提出挑战。

      开元二十二年,神会在滑台(河南省)大云寺设“无遮大会”,与当时已经“海外知名”的崇远法师举行辩论,公开指责神秀系的北宗“师承是傍,法门是渐”。并提出不惜生命代价,为天下学道者“定宗旨,辩是非”。正式开启了排击北宗的肇端。

      神会为南宗慧能争取正统地位,打倒北宗在长安洛阳的两京的势力,手中有充足的武器。

      首先,神会认为,在传法信物上,历代祖师都以袈裟为信。慧能有弘忍所传衣钵,而神秀没有。据此证明,慧能是正,神秀是傍。

      其次,在法门的宗旨上,历代大师都单刀直入,直了见性,不言阶渐。慧能的顿悟才是正法。而神秀教人渐修。慧能的法门是正,神秀的法门是傍。

      第三,在修行方式上,神秀教人“凝心入定,往心看净”的坐禅方式是有所执着,而六代祖师者皆以“上念不起为座,以见本性为禅”,修行的方式有异;

      第四,在与皇室的关系上。神会指出,从达摩到慧能,无有人为帝师者。即令皇上有诏,也会拒绝。而神会却成为“两京法主,三帝门师”;

      最后,在传法关系上,历代祖师一代只许传一人,而不是二、三人或多人。而北宗却同时立神秀,法如为第六代,是“缪行佛法”。

      神会为了南宗的正统地位,如此公开的挑战北宗,指责其“师承是傍”,具有强烈的为宗教献身的精神。在《南宗定是非论》中记载,崇远法师威胁神会说:“普寂禅师名字盖国,天下知闻,众口共传。如此相非斥,岂不与生命有雠?”神会回答说:“我今弘扬大乘,建立正法,令一切众生知闻,岂惜生命?” 崇远又问:“你如此行事,为求名利乎?”神会答道,“生命尚不惜,岂以名利关心!”显示出当年这位小沙弥以身许教的坚强意志。所以后人胡适评论神会,说他是“南宗的急先锋,北宗的毁灭者。”

      在“势力连天”的北宗领地,神会如此公开的对北宗大加挞伐,北宗当然不会善罢甘休。据史料记载,北宗门下欲置神会于死地者有之。天宝中年,御史上书污蔑神会“京畿聚徒,疑萌不利,”诬告神会有图谋不轨的嫌疑。这几乎是“莫须有”的罪名,朝廷因此而将他赶出洛阳。天宝十二年(753),敕黜弋阳郡,又移武当郡。次年,又命移往襄阳。同年七月,又敕往荆州开元寺。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先后移居四处,“三度几死,百种艰难”。几乎是在逃难。可以看出,当年这种宗教之争,也是很残酷的。

      滑台大会以后,南北两宗门下为争夺正统的斗争愈演愈烈,这种斗争迫使双方都开始依傍皇权,借助政治势力来抬高自己,打击对方。两宗之间,势如水火,“顿渐门下,相见如仇。南北宗中,相敌如楚汉”

      天宝四年(745),神会得到兵部侍郎宋鼎的支持,重新打入洛阳,并在菏泽寺建慧能真堂,由宋鼎为之写碑文。“会序宗脉,从如来下西域诸祖外,震旦(中国)凡六祖,层图绩其影”。太尉房璀作《六叶图序》。神会利用朝廷的势力介入,树立南宗谱系。

      北宗亦针锋相对,普寂门下在开元二十四年(736)因义福去世而立碑文:“禅师法轮,始自天竺达摩,自可,璨、信、忍至大通(指神秀),递相印属。大通之传付者,河东普寂与禅师(指义福)等人,即东山继德,七代于兹矣。”

      【观世音菩萨像】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平心静气的评价一下南北禅宗对立,究竟其教义差别在哪里?

      按照神会在大云寺“定宗旨,辩是非”的说法,这种对立有五个方面,但是仔细想想,这第一条,第四条,第五条都不是教义分歧,有无袈裟衣钵;与皇室的关系是疏是亲;一代传一人还是传几人,都是外在的,形式的,无涉教义的本质。那么剩下的就是两条,一是顿悟渐悟之分,一个修行方式差别,是坐禅还是不坐禅。

      南顿北渐,是不是绝对如此?

      让我们来读读慧能的《坛经》:

      “善知识!法无顿渐,人有利钝,迷即渐韧,悟人顿修,自见本性。悟即元无差别,不悟即长劫轮回。”

      你看,这里明确的说,佛法从来没有过顿渐之分。之所以顿悟,渐悟的说法,是因为修行人的资质有优有劣,佛法因材施教,聪慧之人适合顿悟,愚笨之人适合渐修。在慧能看来,刹那觉悟,是成佛的一条捷径,但顿修与渐修只是两种不同的教学方式,而不是两种不同的佛法。

      神秀一系讲不讲顿悟?

      资料证明,神秀一系的北宗,也是承认顿悟的。神秀认为,善事凡圣皆依于一心,只要摄心离念,便能消灭轮回,获得解脱,无须累世修行。前边介绍过,神秀的修行方式,强调的是“观心”,观心看净。神秀的观心法,在强调“时时勤拂拭”的同时,也强调“一念静心,顿超佛地”。认为只要能摄心内照,绝三毒心,“悟在须臾,何烦皓首”?

      如此看来,所谓南顿北渐,也并不绝对。如果说南北禅宗在顿渐上并无多大差别,那么就剩下修行方式这一条了。

      《景德传灯录》中有一段记载,说神秀派弟子志诚到岭南听慧能讲法。惠能问:“你们的老师教你们如何修行呀?”志诚回答:“教我们稳定心神,入净打坐。”慧能说:“这是病,不是禅!”

      《坛经》中讲:善知识!又见有人教人坐,看心看净,不动不起,从此置功。迷人不悟,便执成癫,既有数百般,为此教导者,故知大错。

      看来慧能的南禅在修行方式的确与北宗不同,并不强调坐禅的形式。慧能的这个思想,后来被其弟子南宗怀让充分发挥。在前边那个磨砖的故事中,怀让对马祖说:“汝学坐禅,为学坐佛?若学坐禅,禅非坐卧。若学坐佛,佛非定相。于无住法不应取舍。汝若坐佛,即是杀佛。若执坐相,非达其理。”

      怀让和马祖道一,把慧能反对坐禅的思想发挥到了极致,说明在慧能以后,禅宗的确是按慧能的宗风在发展。

      那么,南北禅宗的对立仅仅只是由于修行方式的差异吗?如果用这点差别来解释南北禅宗对立的历史,显然是缺乏力量的。

      看来研究南北禅宗的对立,还必须寻找另外的途径。

      在研究中国佛教历史和中国禅宗史的过程中,我发现一个令人颇为费解的现象。

      比如我们将玄奘和慧能做个比较。

      玄奘和慧能两个人都是佛教界的伟大宗教领袖,是中国佛教界的两座高峰。玄奘的佛学修养是举世无双的。他出身名门望族,儒学世家,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出家后遍访天下高僧,在佛学理论基础上下过苦功。成年以后又游历西域,在前后长达十七年的长途跋涉中,见闻一百三十多个国家,带回六百多部经典,有着异常丰富的留学经历。而且他精通梵文,是伟大的译经家,从西域回国后,在唐王朝的支持下,主持译经无数。玄奘精通当时的一切宗派的经典教义,尤其对唯识宗的精妙玄理,复杂的逻辑思辨,有着透彻的研究。他的才华和精神气质,可以说举世无双。

      我们再看慧能。

      慧能出身寒微,从小以砍柴为生。在青年时代几乎没有怎么接触过佛经,也没有受到过系统教育。他不説熟悉梵文,连汉字的水平也极低,甚至可以说大字不识。他居住在偏僻的岭南,在他去黄梅之前,只是零星的听别人讲述一些佛经,如《金刚经》,也是只言片语。他既没有留过洋,也没有译过经。

      按说这两个人简直没有办法比较。

      但是不可思议的结果是,玄奘创立的法相宗(唯识宗)在中国流行了很短的时间以后,很快就无声无息了,而慧能创立的禅宗,包括他的《坛经》,却穿越千年,发扬光大,世代流传,甚至已经成为中国佛教的代名词。

      如何解释这一令人困惑的现象?这难道仅仅是一种偶然?

     

      【玄奘大师像】

      实事求是地讲,慧能的确有过人之处。他最大的过人之处,不在顿渐之分,而在于他实现了佛教的平民化。这是佛教在中国的一场革命。

      比如他的人人都有佛性思想非常鲜明,他第一次见弘忍时,就明确表白“人有南北而佛性无南北”,“獦獠与和尚不同,佛性何有差异?”比如他识心见性,自修自悟的禅法理论,他认为“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心,佛,众生几无差别;比如他的“顿悟”说,认为瞬间觉悟,见性成佛,把成佛的时间、过程都简单化;而且他认为“迷人渐契,悟人顿修”。能顿悟不仅简单,而且还说明这个修行人有上上根器,有慧根,既然如此,大家何乐而不为?比如说他将坐禅修行寓于日常生活,所谓“行、住、坐、卧,无非是禅”。“运水搬柴无非是道”,不讲外在形式,只强调内心的“无念、无住、无相”,非常为平民和大众所喜爱。

      佛教传统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皈依三宝”,这三宝就是佛,法,僧,也就是皈佛,皈法,皈僧。佛是觉,皈佛就是“觉而不迷”;法是正,皈法就是“正而不邪”;僧是净,皈僧就是“净而不染”。传统佛法的解释,这三皈依都是向外的,是外在于人的,皈依的过程,也就是一个修行的刻苦的过程。

      但是慧能的解释就不同。

      在《坛经》中,慧能讲:善知识!慧能功善知识皈依三宝。佛者觉也,法者正也,僧者净也。自心皈依觉,邪迷不生;自心皈依正,念念无邪故;自心皈依静,一切尘劳妄念,自性不染。

      就是说,他认为,皈依佛就是皈依觉悟,人觉悟了就不会产生妄念,从而清心寡欲;皈依法就是皈依教义,皈依教义就会远离欲望,知足常乐;皈依僧就是皈依清净,人就不会为凡世尘念所染。

      慧能在禅宗上的最大贡献,就是顿悟成佛说。顿悟成佛说否定了自身以外的外部权威的存在,否定了传统佛教对佛和经典的权威,使个体心性获得了解放,主体的存在高于一切。顿悟成佛说使繁琐的仪轨和浩如烟海的佛教经典失去了意义,“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使佛教简单化,适应了平民的心理和精神需求。你想想:慧能的禅宗并没有要求在精舍里结跏趺坐,也没有要求在书房里凝神玄思,他的顿悟是在腰间系石臼米中完成的,是在劳作中的顿悟。这显然迎合了最广大的普罗民众,成为千千万万辛勤老百姓的梵音。应该说,慧能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把佛性拉回到人性,也把佛教从高高在上的天堂拉回到了人间。

      我观察,在历史上,往往越是深刻的思想,越是复杂的理论,越难抵御现实主义狂潮。比如中国共运史上的两位重要领袖王明和毛泽东。王明当年从苏联回延安,被视为神明,迎接他的是万人空巷。王明自恃马列主义理论功底深厚,精通俄语,又来自十月革命的故乡,来自列宁的身边,有共产国际的领袖人物米夫作后台,所以以革命家,理论家自居,根本就瞧不起毛泽东和他的那一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他讥讽毛泽东为“山沟里的马列主义”。但是曾几何时,不可一世的王明败在了“土包子”的毛泽东手下。毛泽东的办法很简单,就是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其实就是把复杂的马列主义理论通俗化,平民化。毛泽东甚至认为,千言万语的马列主义,归纳起来就一句话:造反有理!这虽然从理论上听起来有些荒诞不经。但是特别管用,中国的老百姓听的懂,并且很快就能变为他们的革命行动。历史真是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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