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致力抵制清宫戏：为什么清朝普及吃辣！因吃不起盐

辣椒原产美洲中南部，1492年（明弘治五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

第二年，他再次前往美洲，返航时，其随队船员将辣椒与玉米、番薯、番茄等其他美洲物产随着各路航线，传播到世界各地。

明代时期辣椒传入中国。

明代高濂的《遵生八笺》(公元1591年)中的记载：“番椒丛生，白花，果俨似秃笔头，味辣色红，甚可观。”

通过这段描述，一开始辣椒传入中国的时候还是作为观赏植物。

但是辣椒大规模食用，却直到乾隆年间。

中国传统嗜辣区=盐贵区

中医粉们会这么说：

虽然重辣区涉及的几个省，小环境有些差异，但不乏一些共同的特征，冬湿冷、夏湿热、日照不足、通风不足、水质寒凉等，正是这些共同的特征，导致了这个地区共同嗜辣。因为只有辣椒等强烈辛香物，才能袪除淤闭于体内的严重的湿寒湿热，才能缓解日照不足引发的抑郁情绪。

云南最缺的是风，贵州和西川 (四川西部) 最严重的问题是多雨、多云雾、湿冷。因为不通风、又晒不到太阳，这种湿冷湿热被封裹、滞积在人体内，葱、姜、桂这些温和的辛香料根本无法撼动之，只有辣椒、花椒等极度辛辣的食品，才有可能将这种“湿”驱除出人体。此外，这一区域总体水质寒凉，饮用寒凉之水，会使体内的湿寒更加严重。

那么北方，特别是鹅爹更应该吃辣才对嘛！

天下之赋，盐利居半

中国嗜辣区传统的形成，根本不是所谓祛湿为主线一说，古时两广、江浙在湿热阴冷上不输我们共知的湘赣鄂黔川五省，但并未养成嗜辣的习惯，之所以有这种口味上的区别，多是来自于清代对官盐管制的连带影响。

食盐官卖在中国持续了2600多年，一直是财政收入的定额项目，各王朝和政权都颇为重视，好多人并没意识到，中国彻底结束食盐专卖史其实也就是2016的事情。

清代的中国，官盐的销售类似于今天的烟草区域管制，是划片区的，各产盐大省有定向盐路，不能跨省僭越。

我们熟知的现在几个国内在饮食口味上辣到鬼哭神泣的地方，比如湘、赣、鄂、黔（湖南、湖北、江西、贵州）这几个代表省份，在清代一直是中国食盐购买价格最昂贵的地区。

造成这个现象的根源是当时的清政府给这四省的食盐渠道定点是两淮官盐的销售区，也就是这四省的食盐是江苏两淮（淮南、淮北）的产盐区负责供给，非是我们熟知的离得更近的川盐区。

这个供给线路，其实看地图就知道有多逆天，明明四川更近，连接鄂湘黔三省，但就是不用川盐。

当时华东—华中—西南的主要货物运输手段就是长江的水路漕运，如果熟悉清代漕运的人都懂，从两淮到这四省的长江水系漕运方向基本是逆水行船，越往上游越浅，行船困难造成的人力和财力消耗远高于一般的漕运运输，物流成本上涨的结果就是摊耗到这四省盐价，以至于盐价奇高，弄的本地的官吏都怨声载道。

之所以舍近求远绕开四川的盐路定下这么奇葩的食盐销售路径，完全是当时清政府为了保证自己在两淮盐课的收入（盐课是关于清盐业——地丁、盐税、关税、杂税等四税的统称）造成的，当时的淮盐因为好管理制盐更便捷在之于清财政收入上远超川盐，所以税也高，乾隆时期两淮盐课的巅峰年收入甚至能达到700万两白银，接近于前朝大明两年的财政总收入，这么巨大的诱惑，清廷自然一定要保障淮盐的定额销售量，所以没有行盐困难也要制造困难，这四省也自然成了牺牲品。

而川盐之所以难以管理，是当时川内私盐贩卖盛行，明清两代政府其实在控制川内私盐贩卖的情况都不太好，四川地处偏远，地形复杂，流动的私盐贩卖往往无法彻底隔绝，甚至因为获利颇丰形成不少武装贩盐组织（盐枭），比如同治时期川内就有大盐枭黄金三，其一度控制了自贡自流盐井附近的河运，公然武装护送私盐外出，实力相当于或大于现在的拉美毒贩子，地方官府都不敢管，如此这般，蜀地的盐税根本就无法保证，清政府自然要另想办法。

所以在清代，川盐一直是省内专买专办，四川虽然是井盐大省，但官盐盐路仅限于省内、贵州部分接壤的山地，以及云南和川藏等地区，四川在清中后期人口膨胀，本身是消化盐的大省，外省销路被人为的缩窄，清又严控私盐流入鄂湘黔三省，其目的就是为了控制四川的私盐外流影响华中和西南盐税的稳定，稳定川内盐务即可。

像康、雍、乾隆这三代老谋深算的皇帝，怎么会不知道这么逆向行盐的成本弊端，但为了财政他也就厚着脸皮装看不见了，先苦一苦百姓吧，这一苦就苦到清末！

据记载，湖北、湖南、江西和贵州这四个省份，在乾隆朝时，食盐价格都在（每斤）40文至50多文之间，远高于其他省份，而当时一斤猪肉也就20文钱，一斤盐等于两斤多猪肉，这四省人受得了么？但采购食盐的渠道只有官盐渠道，所以在这几地遗留下来的清代民俗文献上常会不约而同的出现“百姓淡食”四个字，就是坦白告诉你，这些地儿百姓吃不起盐，就吃淡一点。

而这时再看历史就可以结合中国辣椒的传入史了，辣椒是明末自广东由海路进入中国的，而广东人并未因为自己是辣椒的引入者而在饮食中广泛使用辣椒，倒是把它当做了观赏植物。中国人开始逐渐嗜辣始于清，而贵州是清代第一个尝试把在中国作为观赏植物的辣椒转变为佐餐物的省份，我们结合一下上面的淮盐销售网路图，贵州是清代淮盐销售路线的最末端，运输成本最高，盐价也最贵，这也就造成了一个奇葩的现象，就是贵州在大清就是排的上号的穷省，却享受了大清最贵的盐价，既然盐价贵，聪明的贵州人立马想到了相对自主性更强的佐餐品来部分替代。

于是，不堪盐负的贵州人，选择了用大量辣椒代盐佐餐，打响了中国餐饮辣椒普及的一炮，贵州不单是国内最早制干辣椒的地方，也是辣椒培育的先行自发试点省份。

辣椒之于盐，虽然在电解质和矿物的补充上远远不及，但口腔刺激性更强，刺激遗留时间也更长，是缺盐情况下的下饭不二之选。紧接着同样同病相怜的高盐价三省如法炮制，于是自清代开始，湖南、湖北（因为经济好，辣的并不深重）、江西、贵州在辣这条路线上一骑绝尘，成了中国餐饮的火山口，辣点没关系，省盐啊。

至于四川，我们熟知四川人嗜辣的传统其实并没有盐贵四省的人早，蜀地自古富庶，物产丰富，又不缺盐，当年的盐商富绅包括市井吃辣并不多，四川至今声名在外的盐帮菜官府菜也不是以辣而闻名餐饮届的，很多嗜辣的习惯只是在非常特定的群体，比如盐工、码头工、挑夫这里的苦力这里才有，四川人真正嗜辣是民国和建国后才养成的，建国后工农阶级走向前台和十多年前重庆江湖菜风靡对推广辣遍布蜀地起到了决定作用，麻辣之风愈演愈烈，在刚烈的路上一去不返。

我老子前些年重游成都，回来向我抱怨，他90年代经常出差成都地区，吃的东西哪有现在这么辣，辣的老人家去趟卫生间回来后连菊花瓣有几瓣都一清二楚了。

辣椒风靡全国

辣味因被视为贫民的口味而不受富贵阶层待见。

曾国藩是湖南湘乡人，身为晚清中兴名臣，曾有下属想讨好他，于是下属便向曾国藩的厨子询问其饮食口味。不一会儿，厨子端来一碗燕窝，拿出一个竹筒，往里面撒东西。下属急忙责备厨子，厨子却告诉他：“这是辣椒粉，每顿都少不了。”下属非常惊讶，但后来证明事实果然如厨子所言。以曾国藩两江总督之位，尚且要偷偷吃辣，下属在得知此事后还极为惊讶，可见当时吃辣在上层社会并不常见。或者说，辣椒此时的形势是“农村包围城市”，在农村广为传播，却不怎么兴于城镇居民当中

直到20世纪上半叶，在风云变幻的多次革命历程中，旧有的社会阶层被击穿，人口结构再一次发生大变化，人口的地域流动和阶层流动改变了旧有的饮食格局，使得辣椒乘势摆脱了“贫贱”的阶级烙印，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食品。抗战时期，由于战乱原因，大批东部与北方的学校、工厂、政府单位迁到重庆，重庆的饮食实现了大交融，辣味也得以在不同地域的人群中传播开来。

随着抗战胜利，这些人离开重庆，也逐渐将其散播到各个地方。

同样的，还有下面一张图

美国人来到中国工作都要看一本书，就是埃德加·斯诺写的《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中国》)。斯诺在书中讲了一个故事，说他在延安窑洞里见毛主席的时候，毛主席躺在一把帆布做的躺椅上，很宽的扶手上放了一堆红的干辣椒，毛主席一边和斯诺谈话，一边把干辣椒像瓜子、花生一样当做零食吃，这个场景把斯诺看呆了，斯诺还没见过拿辣椒做零食吃的人。于是他问毛主席，“主席，您怎么这么喜欢吃辣椒，不怕辣着吗?”毛主席说了一句很著名的话，“不吃辣椒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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