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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日还不配读经(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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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孟真先生昨天在《大公报》上发表星期论文,讨论学校读经的问题。我们得到了他的同意,转载在这一期《独立》第146号里。他这篇文章的一部

傅孟真先生昨天在《大公报》上发表星期论文,讨论学校读经的问题。我们得到了他的同意,转载在这一期《独立》第146号里。他这篇文章的一部分是提倡读经的诸公所能了解(虽然不肯接受)的。但是其中最精确的一段,我们可以预料提倡读经的文武诸公决不会了解的。那一段是: 
经过明末以来朴学之进步,我们今日应该充分感觉六经之难读。汉儒之师说既不可恃,宋儒的臆想又不可凭,在今日只有妄人才敢说诗书全能了解。有声音文字训诂学训练的人是深知“多闻阙疑”,“不知为不知”之重要性的。那么,今日学校读经,无异于拿些教师自己半懂不懂的东西给学生。……六经虽在专门家手里也是半懂不懂的东西,一旦拿来给儿童,教者不是混沌混过,便要自欺欺人。这样的效用,究竟是有益于儿童的理智呢,或是他们的人格? 
孟真先生这段话,无一字不是事实。只可惜这番话是很少能懂的。今日提倡读经的人们,梦里也没有想到五经至今还只是一半懂得一半不懂得的东西。这也难怪,毛公郑玄以下,说《诗》的人谁肯说《诗》三百篇有一半不可懂?王弼韩康伯以下,说《易》的人谁肯说《周易》有一大半不可懂?郑玄马融王肃以下,说《书》的人谁肯说《尚书》有一半不可懂?古人且不谈,三百年中的经学家,陈奂胡承珙马瑞辰等人的《毛诗》学,王鸣盛孙星珩段玉裁江声皮锡瑞王先谦诸人的《尚书》学,蕉循江藩张惠言诸人的《易》学,又何尝肯老实承认这些古经他们只懂得一半?所以孟真先生说的“六经虽在专门家手里也是半懂不懂的东西”,这句话只是最近二三十年中的极少数专门家的见解,只是那极少数的“有声音文字训诂学训练的人”的见解。这种见解,不但陈济棠何键诸公不曾梦见,就是一般文人也未必肯相信。 
所以我们今日正应该教育一般提倡读经的人们,教他们明白这一点。这种见解可以说是最新的经学,最新的治经方法。始创于新经学的大师是王国维先生。虽然高邮王氏父子在一百多年前早已走上这条新经学得路子。王国维先生说: 
《诗书》为人人诵习之书,然于六艺中最难读。以弟之愚暗,于《书》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于《诗》,亦十之一二。此非独弟所不能解也,汉魏以来诸大师未尝不强为之说,然其说终不可通。以是知先儒亦不能解也。(《观堂集林》卷一,《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 
这是新经学开宗明义的宣言,说话的人是近代一个学问最博而方法最慎密的大师,所以说的话最有分寸,最有斤两。科学的起点在于求知,而求知的动机必须出于诚恳的承认自己知识的缺乏。古经学所以不曾走上科学的路,完全由于汉魏以来诸大师都不肯承认古经的难懂,都要“强为之说”。南宋以后,人人认朱子蔡沈的《集注》为集古今大成的定论,所以经学更荒芜了。顾炎武以下,少数学者走上了声音文字训诂的道路,稍稍能补救宋明经学的臆解的空疏。然而他们也还不肯公然承认他们只能懂得古经的一部分,他们往往不肯抛弃注释全经的野心。浅识的人,在一个过度迷信清代朴学的空气里,也就纷纷道听途说,以为经过了三百年清儒的整理,五经应该可以没有疑问了。谁料到这三百年的末了,王国维先生公开揭穿了这张黑幕,老实的承认,《诗经》他不懂的有十之一二,《尚书》他不懂的有十之五。王国维尚且如此说,我们不可以请今日妄谈读经的诸公细细想想吗? 
何以古经这样难懂呢?王国维先生说: 
其难解之故有三:讹阙,一也(此以《尚书》为甚)。古语与今语不同,二也。古人颇用成语,其成语之意义与其中单语分别之意义有又。三也。 
唐宋之成语,吾得由汉魏六朝人书解之;汉魏之成语,吾得由周人秦人书解之。至于《诗》《书》,则书更无古于是者。其成语之数数见者,得比较之而求其相沿之意义。否则不能赞一辞。若但合其中之单语解之,未有不龃龉者。(同上书) 
王国维说的三点,第一是底本,第二是训诂,第三还是训诂。其实古经的难懂,不仅是单字,不仅是成语,还有更重要的文法问题。前人说经,都不注意古文语法,但就字面做训诂,所以处处“强为之说”,而不能满人意。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经传释词》,用比较归纳的方法,指出许多前人误认的字是词(虚字),这是一大进步。但他们没有文法学的术语可用,只能用“词”“语词”“语已词”一类笼统的名词,所以他们的最大努力还不能使读者明了那些做古文字的脉络条理的“词”在文法上的意义和作用。况且他们用的比较的材料绝大部分还是古书的文字,他们用的铜器文字是绝少的。这些缺陷,现代的学者刚刚开始弥补:文法学的知识,从《马氏文通》以来,因为有了别国文法做参考,当然大进步了;铜器文字的研究,在最近几十年中,已有了长足的进展;甲骨文字的认识又使古经的研究添出了不少的比较的材料。所以今日可说是新经学的开始时期。路子有了,方向好像也对了,方法好像更精细了,只是工作刚开始,成绩还说不上。离那了解古经的时期,还很远哩! 
正因为今日的工具和方法都比前人稍进步了,我们今日对于古经的了解的估计,也学比王国维先生的估计还要更小心一点,更谦卑一点。王先生说他对《诗经》不懂的有十之一二,对《尚书》有十之五。我们在今日,严格的估计,恐怕还不能有他那样的乐观。《尚书》在今日,我们恐怕还不敢说懂得了十之五。《诗经》的不懂部分,一定不止一二,恐怕要加到十之三四吧。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比前人更笨,只是因为我们今日的标准更严格了。试举几个例子来做说明(1)《大浩》开篇就说: 
王若曰,猷大浩尔多邦。 
《微子之命》开篇也说: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 
《多方》开篇也说: 
周公曰,王若者,猷告尔四国多方。 
这个“猷”字,古训做“道”,清代学者也无异说。但我们在今日就不能这样轻轻放过他了。(2)又如“弗”“不”两个字,古人多不曾注意到他们的异同:但中央研究院的丁树声先生却寻出了很多的证据,写了两万多字的长文,证明这两个否定词在文法上有很大的区别。“弗”字是“不之”两字的连合省文。在汉以前这两字是从不乱用的。(3)又如《诗》《书》里常用的“诞”字,古训做“大”,固是荒谬;世俗用作“诞生”解,固是更荒谬;然而王引之《经传释词》里解做“发语”词,也还不能叫人明白这个字的文法作用。燕京大学的吴世昌先生释“诞”为“当”,然后我们懂得“诞弥阙月”就是当怀胎足月之时;“诞置之陋巷”,“诞置之平林”就是当把他放在陋巷平林之时。这样说去,才可以算是认得这个字了。(4)又如《诗经》里常用的“于以”二字: 
于以采频,南涧之滨。 
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 
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于以”二字,谁不认得?然而清华大学的杨树达先生指出这个“以”字应解作“何”字,就是“今王其如台”的“台”字。这样以来,我们只消在上半句加个符号(?),如下例: 
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 
这样说经,才可算是“涣然冰释,怡然顺理”了。 
我举的例子,都是新经学提出的小小问题,都是前人说经时所忽略的,所认为不需训诂的。至于近二三十年中新经学提出的大问题和他们的新解决,那都不是这篇短文里说的明白的,我们姑且不谈。 
总而言之,古代的经典今日正开始受科学的整理的时期,孟真先生说的“六经虽在专门家手中也是半懂不懂的东西”,真是最确当的估计。《诗》,《书》,《易》,《仪》,《礼》,固然有十之五是不能懂的,《春秋三传》也都有从头整理研究的必要;就是《论语》《孟子》也至少有十之一二是必须经过新经学的整理的。最近一二十年中,学校废止了读经的功课,使得经书的讲授脱离了村学究的胡说,渐渐归到专门学者的手里,这是使经学走上科学的路的最重要的条件。二三十年后,新经学的成绩积聚的多了,也许可以稍稍减低那不可懂的部分,也许可以使几部重要的经典都翻译成人人可解的白话,充作一般成人的读物。 
在今日妄谈读经,或提倡中小学读经,都是无知之谈,不值得通人的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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