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广受推广的《道德经》来审视中国文化的劣根性

一，囫囵吞枣的模糊思维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感性强，理性弱，是一种原始的感性思维或形象思维。这是因为汉字的形象导致国人感性思维。中国人的思维一直是形象思维，形象思维的特点是模糊性即囫囵吞枣；概念是模糊的，思维是模糊的，对事物的认识也是模糊的。概念模糊，就很难清晰地认识未知世界；概念模糊为偷换概念、转移话题和诡辩术留下了空隙，也不可能讨论清楚任何问题。轻视概念是不可能对范畴产生兴趣，也不可能上升为抽象逻辑思维。

二、诗性思维实乃原始思维

中国古代文化几乎都是诗。诗经、楚辞、论语、道德经、三字经、弟子规、唐诗、宋词……全是诗性语言，模糊不清，没有逻辑。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也就是说，“不学诗经的跳跃式联想思维方法，就没有悟性，就无法在社会上说话。”中国人对任何事情都是采取一种情感态度，包括CCTV的新闻联播，新闻联播里面动不动就是移情，有时候是滥情，好像不是在播新闻，而是在播一首顺口溜，播一首韵文、对偶句、抒情诗，没有客观的、科学的语言。刘勰早就讲到过中国人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你登山的时候，你的情充满了山峦；观海的时候，你的意就是在海中体现出来。所以，中国是一个诗化的国度，这诗不是古希腊的史诗，而是抒情诗。唐朝开科取士，你诗做得好就可以当官；因为诗做得好，就可以讲出一番打动人心的道理来，就可以治国平天下，导民化俗嘛。朝廷不是以法治国，而是是以德治国，以情治国，因为中国人的德就是情啊。

譬如：“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就是把毫不相干的事硬扯到一起。这种乱比思维的特点就是跳跃式的联想，如“疑是银河落九天”。这种乱比思维起源于《周易》。

譬如：《本草纲目》记载，鱼骨头卡住了喉咙，把渔网烧成灰，服之，有效。理由是，渔网克鱼，渔网灰克鱼骨头。中毉认为：知了声音嘹亮，所以嗓音哑了，中医让病人吃蝉蜕。其实，知了无嗓门，那是腹部抖动发出的声音，所以，吃了知了壳，也治不了病。夜明砂是蝙蝠屎，中医用它亮病人的眼睛；因为蝙蝠夜行被认为眼特亮。其实，蝙蝠是瞎子，靠超声波导航。整个中医全是臆想，没有逻辑。一个民族不能理性客观的对待自己的身体，而是阴阳五行八卦胡乱叫唤，怎能建立正确的思维方式？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没有语法学、逻辑学，都是19世纪引进的。连语法、逻辑都没有的民族，就是非理性的半野蛮民族。说什么“东方理性”，完全是自我贴金。

诗性思维，又称原始思维，意指人类儿童时期所具有的特殊思考方式。其特征为主客不分，运用想象力将主观情感过渡到到客观事物上，使客观事物成为主观情感的载体，从而创造出一个心物融合的“天人合一”的主体境界。

原始思维是一种幼稚无知和野蛮的思维模式。如进化论学派代表弗雷泽认为人类思维经历了“巫术一宗教一科学”三个阶段，原始思维仍停留在最低级的巫术阶段。功能学派代表马林诺夫斯基认为原始人的思维重心是繁殖和食物的基本需求的满足。社会学派代表列维·布留尔在其《原始思维》一书中称原始思维与现代思维存在着质的差别：后者是逻辑思维，前者是“前逻辑思维”，倾向于认为世间万物存在着神秘的联系，即受到“互渗律”的影响。

诗性思维是中国落后的原因之一，诗歌思维导致中国人言行两极性跳跃，缺乏理性：“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情绪跌宕起伏，行为忽左忽右。邓晓芒说：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不讲逻辑，不讲理，只讲情绪，只讲诗性精神，明清两朝虽然有考据之学，但大都只限于文字音韵考证，基本上没有从逻辑思路方面来分析，所以即使讲学理，也很弱。

三、从《道德经》来简析国人思维的误区

在讨论所有的问题前，让我们首先做一个简单的思维游戏。

比如有个人，他出门走在路上，前面有个坑，他没有看见，一脚踩空，掉了下去，失足前，他说了一句：“我操”，然后他就摔死了。那么，现在我的问题是，他最后说“我操”是要操谁？

你不要觉得我在开玩笑，我是严肃的。他有很多可能：

他操修路的，把他坑了

他操天，让他运气这么不好

他操自己，怎么这都没有看见他谁都没操，他只是发出了一个惊叹

无论如何吧，他不是赞美上帝，他说“我操”。他已经死了，这句话已经final（终结）了，你不能把他从棺材中拉出来，问他什么意思。而且就算他没死，你把他叫回来，问他什么意思。他说他的意思就是赞美上帝，不是CNM，你也不信呐。

一句话说出来，如果可以有很多种理解，文字并不具备精确传递信息的能力。那么以小学生作文水准都可以评判：

表达不清。

这里不得吐槽汉语言这么古老落后且不思进取的语言的（错，清末民初还是很多大师对其做了修正，比如鲁迅（日语，德语，对中文的改进。不然，现代汉语更加不堪。有兴趣的可以谷歌关键字 现代汉语+五四+西方）。

在中国，除了程序员和律师等少数群体，很少人能保证自己说的东西能在一句话中被清晰传递的（程序员和律师看起来能做到这点，是因为他们严格限定了范围，说到底还是他们在其他讨论中和特定的人形成了共识），所以，单个句子的含义，从信息传递的角度来说，是没有任何保证的。

比如老子说：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和佛家：

色即是空，空及即是色

二者何等想死。

都是模棱两可的话语，完全只能靠意淫来理解。

这个问题，在汉藏语系，特别明显。有兴趣的可以 谷歌搜索：  汉语+歧义+法语|德语

中国近代的落后，在认识方面，就是因为理性认识混沌不清，把理性认识和感性甚至迷信混合起来，导致科学哲学等各个方面落后于西方。到了现在，中国的科技正在赶上来，然而，对于中国哲学中国文化的审视， 如果依然不以理性思维逻辑来分析看待，那就依然让国人模糊混沌的去理解，而依然不能有明确的认识，这样做绝对不利于国人在人文社科方面的觉悟，甚至不利于国人在民主政治方面的完善发展。

四、先进的古希腊的数理逻辑思维

古希腊产生了数理逻辑思维。希腊航海强化了几何与天文学的知识，频繁的交易强化了数字思维，专业性的手工制作强化了机械思维，在广阔的市场上与陌生人之间发生复杂的利益往来和冲突，强化了人们的契约与法律意识。

毕达哥拉斯认为：世界上丰富多彩事物本身并不是本质，它背后抽象而纯粹的数字和形式才是本质；万物表面事物这么复杂，但实质很简单，就是：1，2，3，4，5，6，7，8，9，10，以及点、线、面。毕达哥拉斯认为：上帝是个伟大的工程师，整个宇宙都存在着数的和谐，和谐与秩序是宇宙的最高规律。各天体之间距离的数的比例关系构成整个天体的和谐；人体内湿和干、冷和热、苦和甜之间适当的比例使人健康。他们相信依靠数学可使灵魂升华，与上帝融为一体。此后，对宇宙的数学计算成为希腊社会的文化内核。而中国的数学原始得多，比如说，中国的勾股定律只是现实经验之上的一种猜测，而毕达哥拉斯定理则是严密逻辑推理形成的体系。中国有祖冲之圆周率之类的的算术，可是理论数学、几何学几乎没有，一些孤立的发现构不成理论体系。

罗素说：“用数学解释一切”是西方理性精神的重要内涵，毕达哥拉斯学派居功至伟。罗素在《西方哲学史》说：“几何学对于哲学和科学方法的影响一直是深远的。它影响了柏拉图、康德等大部分西方哲学家。《独立宣言》（从人人平等推出了革命的正义性）说：‘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自明的’，其本身便脱胎于欧几里德的公理体系模式。18世纪天赋人权的学说，就是一种在政治方面追求欧几里德式的公理体系。牛顿的《原理》一书，尽管它的材料是经验的，但它的形式却完全是欧几里德的公理体系模式。严格的经院形式的神学，其体裁也出于同一个来源。个人的宗教得自天人感通，神学则得自数学；而这两者都可以在毕达哥拉斯的身上找到。”他接着说：“我相信，数学是我们信仰永恒的与严格的真理的主要根源……数学与神学的结合开始于毕达哥拉斯，它代表了西方宗教哲学的特征”。这里“数学方法”就是思维的形式正义——形式逻辑的方法。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在欧洲发展壮大，与资本主义的精髓——合理计算是分不开的。“用数学解释一切”是西方理性精神的重要内涵，毕达哥拉斯学派在构建西方理性传统方面的确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希腊哲学的代表人物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将毕达哥拉斯主义和德谟克利特原子论作了更全面的升华，奠定了希腊文化思维方式的基础，也成为今天人类理性思维的基础。这种思维相信：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表象并非根本，它背后的理念、规律、规则和蓝图才是至关重要的。譬如：做房子，中国人想到的是木头、砖块等材料，这些东西是基本的，至于设计样式则是附带的形式。而在西方人看来，设计房子的图纸起决定作用，它才是整座房子的根本。可见，希腊文化不重视人的感觉到了的物质材料，而非常重视理性思维、抽象理念所掌握的规律。从毕达哥拉斯的数学主义到欧几里德的几何学，从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到阿基米德的力学，均指明了具体掌握自然万物规律的方法，由斯多葛学派到罗马法，进一步以这种思维来规范社会制度体系。

参考文章：

http://blog.creaders.net/u/11101/201701/279895.html

-Kenneth Lee  :《道德经》讲了什么？为什么它广受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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