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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再受骗了” ──聚焦儿童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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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当年反对儿童读经的一句话,叫:“我们不再受骗了”。读经本就不是什么新鲜事,民国废止读经后曾有过三次儿童读经运动,目前出现了第四次儿童读经运动。


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不少关于儿童“读经”的宣传,即让“小学生读《大学》、《老子》、《论语》等,甚至称“目前全国已有100万孩子加入了读经的行列”。从亲自接触到现在,几年来,对于“儿童读经”的思考与忧虑也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虽然我对于“传统文化”了解不深,但从我从事语(作)文教学研究的工作实践来看,“儿童读经”并不是什么好事。近日,遍览有关读经的各方评说,以下算是读书笔记!
 
引用鲁迅当年反对儿童读经的一句话,叫:“我们不再受骗了”。
 
    一  四十年前的读经运动及其结果
 
    读经本就不是什么新鲜事,民国废止读经后曾有过三次儿童读经运动,目前出现了第四次儿童读经运动。早在1912年蔡元培先生在教育总长任上一举废除小学读经科之前,读经乃是基础教育的必修课,自不待言;1934年前后,当时由陈济棠在广东、何键在湖南,以及宋哲元在北方,以方面大员的身分提倡读经。1937年,何键还在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过一个明令读经议案,希望中小学十二年之间,让儿童读孝经、孟子、论语、大学、中庸。到了大学阶段,更当选读他经。另外,冀察两省也都提倡过中小学读经的办法。
    当年,陈济堂、何键、宋哲元等人提倡读经的时候,尚有胡适、傅斯年诸君不畏强权,大声疾呼。胡适连续发表《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所谓“中小学文言运动”》、《我们今日还不配读经》、《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等文,力抗狂澜。最终所谓读经运动不了了之。
    想想100年以前,200年以前,这些所谓的经典不是曾经被很多中国人所熟读吗?这解决了他们所要面临的人生和社会问题了吗?百年来前贤的思考果然都是谬误吗?鲁迅痛心疾首的说"少读或干脆不读中国书"难道只是狂人的胡说吗?胡适力主的"全盘西化"难道是只是他崇洋媚外的心里在作怪?五四以来,孔家店的打倒,旧礼教的颠覆难道是历史的错误?
    在中国封建社会,封建统治集团鼓励人们学习儒家经典著作,并使这些人当中的优秀者成为官员,这项政策使无数青年才俊奔波于追求功名利禄的道路上。人们把精力和时间都用在钻研儒家经典上,很多人把毕生的精力都用在科举考试上、用在诠释儒家经典上,因此他们就忽略了对其它学问的关照;人们把站在君王的旁边维护儒学权威看成是无比崇高的事业,同时他们就会贬低社会上的其他行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所反映的就是那种奇怪的社会存在。中国的科学技术和哲学研究远远地落后于西方。中国没有原创的宗教。中国的美术项目中只有水墨画和与佛教有关的石窟雕塑,而西方则有油画、水粉画、金属雕塑以及其它材料的雕塑;中国古代的美术作品所表现的多是山水、花鸟以及佛教故事,西方美术所表现的除了自然风光和宗教之外,还有大量的人物,这其中所透露出来的人文关怀是中国的美术作品难以企及的。在音乐方面,中国乐器的种类不如西洋乐器的丰富,中国乐器的表现力低于西洋乐器;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而广为传诵的音乐作品却屈指可数。
 
    二  当代儿童读经会有神奇效果?
 
    为了推广儿童读经,主张者可谓“煞费苦心”,一再表明儿童读经会有“神奇效果”,其实不过是抓住广大家长不明其里和望子成龙、盼女成凤的求成心切的心理而喷洒的一支支“迷糊药”罢了。
    一是开发潜能,夯家文化根基说。主张者说“十三岁以前是儿童记忆学习的黄金时期,也是儿童语言文字学习的最佳时期,更是儿童文化素养、高尚人格形成的关键时期。”“我们面前的每一个孩子都是有潜力的,只不过需要我们去开发”,甚至还大言“学习一年,能有高中语文程度;学习二年,能有大学语文程度;学习三年,能有中文系语文程度”。
    儿童的心智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按照皮亚杰的说法,儿童心智的发展是通过其自身的构建而实现的。这种构建需要以先天图式或现行的动态心智结构(也可以理解为奥苏贝尔认知结构中的"先行组织者")为基础,儿童在与外部条件的相互作用中通过同化与顺应作用不断达成动态的平衡。而死记硬背既不能产生同化,也不能产生顺应,它是儿童生命、生活中异质的东西。著名教青家苏霍姆林斯基明确反对死记硬背。他认为,“应当设法做到使儿童在直接观察的过程中就能掌握关于周围世界的现象和规律的重要原理,而不是需要专门去熟背和记住。”苏霍姆林斯基反对让小孩子通过专门的反复的机械记忆去熟记什么东西。  “死记硬背总是有害的”,“死记硬背的产物和不良后果之一,就是书呆子气”。死记硬背得来的"知识"是脱离生活实际的。
    二是以德立校,加强文化教养说。主张者把“小学生读大学”当成是“引导学生诵读中华经典加强学生思想道德建设实施的德育新举措”,认为“读诵《论语》《大学》及《老子》等优秀的传统文化,追求真善美圣,能使行为好转,心地向善,修养提高,增强民族文化凝聚力,丰富个人精神家园”。大家不妨想想:同是诵读“经典”,状元秦桧的功底之厚是不在岳飞之下的,可是千功评说之中,是不是秦桧的思想道德也要高于岳飞之上?由于“经”中精华与糟粕杂糅,儿童入世不深,阅历不足,分辨力不够,意识里无形中就会认同一些封建腐朽思想为合理性,正如钱玄同的说“此等书籍,若使知识正确,头脑清醒的人看了,自然不至堕其玄中;若令初学之童读之,必致终身蒙其大害而不可救药”。这句话,对于现在我们仍有警示作用。
    三是乐趣教学,获得成就感说,主张者认为“读经”是“用唱儿歌或背广告词等活泼愉快的方式进行,在没有压力的状态下,不求理解,只求反复诵读,自然熟读,然后从中取得背诵的乐趣和成就感”。
    我们不妨来看看著名教育家、曾长期担任北京大学的校长的蒋梦麟先生童年是怎样对待读经的:有一天,乘先生不注意的时候逃回家的蒋梦麟对母亲说:“家塾不好,先生不好,书本不好”,“先生,我要杀了他!家塾,我要放火烧了它!” 一个五六岁的小孩子就是如此仇恨先生、仇恨家塾和书本的。为什么恨呢?因为先生、家塾和书本都是背逆儿童的天性、儿童的需要和儿童的兴趣的。因而必然要使儿童的心灵遭受苦难和创伤。教育本来应当促使儿童的成长,促使儿童快乐成长的,但在旧式教育里,儿童稚嫩的生命和幼小的心灵却受到了压抑、束缚和戕害。教育本来是教人以善的,然而这种压抑天性的教育培养的是什么?是压抑,是捆绑,是仇恨。蒋梦麟的这次逃学所表现出的旧教育的仇恨可谓溢于言表。
    蒋梦麟回忆的幼年读书的情况:“书却仍旧是那本《三字经》。我高声朗诵着不知所云的课文,一遍又一遍地念得烂熟。一日又一日地过去,课程却一成不变。一本书念完了之后,接着又是一本不知所云的书。接受训练的只是记忆力和耐心。”记忆呀,背古书呀,小孩子失去了天真烂漫的童年生活,小小年纪就变老了,回到过去了。还没有等到长成,他们就回到古代变成化石了。他们看似老道了,像小大人了,其实他们尚未真正长成,他们成长的机会、通过欢乐的童年生活才能获得的成长机会,被经书、被记忆剥夺了、毁灭了。新生一代本来可以长成茂密的大树,现在却只能在记忆的压迫下面蜷缩在一本本经书的缝隙中,变成了可怜的豆芽菜。
    四是促进作文教学,牢固文学功底说。甚至还让“小学生读大学”成为作文训练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读经可以让儿童“语言表达能力增强,文学写作水平提高”。这是先用完全无用又完全不懂的"四书五经"来灌输给孩子,使他们既不能提炼和发展自己的话语,又不能用它来与父母、老师、社会交流,来习得普通社会生活的话语,这样就堵塞了他们语言生长和发展的通道。儿童的精神世界就是童心、童言、童真、童趣,他们应是在这样的天地之中健康地成长,包括他们语言的习得与发展。他们之所以特别乐于接受儿童文学作品--儿歌、童话、故事等,就在于其中跃动着一颗颗童心,散发着童真和童趣。儿童有他自己的话语,这些话语虽幼稚却真纯,他们可以在生活交往中和阅读中提炼自己的话语,渐渐地走向规范,走向成人化、社会化。所以,首先要保护“孩子自己的话”,然后才能通过交流,慢慢学会和熟悉“爸爸妈妈”,也就是成人的话语;行有余力,才能接触到古诗古文──“爷爷奶奶的话语”。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语文的方法是“丰富语言的积累,培养语感,发展思维”,而儿童读经,积累的是远古语言,培养的是远古语感,作为运用语言文字进行表达和交流的重要方式,作文是不可能在儿童读诗中获得营养的。由于学生并不理解“经”的内容,就算至今仍然可用的“思维”也不能让儿童在读经中得到发展。
 
    三  他们推崇“儿童读经”是要干什么?
 
    谁人不曾有少年?被命运选择在中国做儿童,是不幸的。从小就要被灌输各种各样的垃圾思想,一边教虚伪的道德,一边教无耻的权谋,谁来告诉你怎样做一个有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公民?我们从来被教训要听话,听家长的话,听老师的话,听领导的话。现在,大儒们也来了,要我们课业繁多、压力重重的孩子们每天都要背书。我们是否可以问一下,为什么要背这些?人家早就预备好了答案,“不了解这些经典内容就不能成为一个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
    在中国,从政是人们的首选,研究自然和艺术则被视为雕虫小技,西方的科学技术和艺术进入中国之后,上述现象有所改观,但是以官为贵的传统依然如故。从政为什么会成为最尊贵的?这与人们所受到的儒学熏陶有关。儒学在教育上抢得先机,这就使人们被官场所吸引,于是人们就没有精力关注自然现象、哲学、宗教和艺术。今天,一些知识分子把古代的教育模式安放在当下,使读儒家经典从儿童开始,于是“学而优则仕”的回归就成了一件可能发生的事情。如果现在的当政者也那样注重儒学,那么那些可能的事就一定会发生。西方文明传入中国之后,有的小孩会说,我长大了要当科学家。儒学全面复兴之后,这样的宣示恐怕就很难听到了。
    阅读儒家经典为什么要从儿童开始?这是不是利用儿童的年幼无知,趁着儿童没什么准备,偷偷地把儒家思想灌输给儿童,这好象不是光明正大的事。为什么不把儒家经典放在那里,让人们在心智成熟的时候去自主地选择?让儿童读经就是在思想上给儿童注射疫苗,儿童接受了儒家思想的教育,以后别的学问就不容易对那些受了儒学教育的儿童产生影响了。一个人如果能经常地学习儒家思想,即从儿童学到成年,那么这个人就可能会成为儒家信徒。
    儿童在心理和生理上与成年人有很大的不同,他们对于文化没有深入的了解,对于科学更是无知,所以当成年人把儒家思想传输给他们的时候,儒家思想就很可能成为第一个为儿童所接触到的人类精神产品。在人的认知过程中,先入为主是经常发生的,当儒家思想先于其他人类精神产品与儿童相遇的时候,儒家思想对每一个接触到它的个体就可能产生巨大的影响。儒家思想对儿童的先入使它能够更有效地影响人,其他人类精神产品就会受到它的排挤。
    说到底,有些人不过是要使的孩子“听话”、“驯从”;将来能“尽忠”、“尽孝”。别的法子都使过了,没有用,现在就用老法子“读经”,可是,还是没有用呀!
 
    四  儿童不读经该怎么办
 
    在中小学生的成长过程中,适度地读一点古代的文化经典,是可以的。这正如带他们到历史博物馆去参观,到历史古迹去游览,为他们打开历史文化和智慧之门,使他们在与古代文化的接触中增长知识,充分发展自己的想象力;而不是用古代的"经典"来占据他的大脑,堵塞他的想象力,湮没他的灵性;更不能使古代的典籍成为宗教的经咒,使之神秘化。 
    一是加强课内文言文教学。应该承认,中小学要读文言文,特别是14岁以前,孩子背诵最强的时候,多背一点文言文,虽然不能完全理解,但可以贮存语料,形成语感,的确可以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正因为如此,现在的中小学课本里有相当比例的文言文,学生学习这些课文,既能继承优秀古代文学遗产,又能得到古代语言文字的训练,作为将来进一步学习和研究的基础。但学习经过专家选择审定的文言文,包括学习《论语》、《孟子》的一些选篇,跟“读经”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
    二是即使要让我们的孩子接触古代的经典,也不能一古脑强塞给他们,必须加以筛选。近现代学者已经做过许多筛选和解释的工作,在古代的经典与今日的儿童之间搭建了很好的桥梁。今天,读整本的《论语》,不如读李长之先生的《孔子的故事》;读整本的《孟子》,不如读沈蘅仲先生注析的《孟子菁华》;读清人蘅塘退士编的《唐诗三百首》,远远不如读近人马茂元先生的《唐诗选》;要孩子们了解《老子》、《庄子》,我看不妨从蔡志忠的漫画看起。
    三是对一般人,文言文学到可以阅读已经足够了,对于研究古代历史、哲学、文学、语言的少数专业人员,对文言文阅读理解能力和熟练程度完全应当有更高的要求。
 
    二○○五年十一月八日晨0:32完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