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英国与大清在战争筹款上存在本质的不同？

首先，推荐看上篇：《在长期战争的财政消耗战中：法国王室如何因战争开支覆灭》

17世纪末到18世纪，英国经历：

• 英法 “九年战争”（1688-1697 年，又称 “奥格斯堡同盟战争”），最终签订《里斯维克和约》，巩固了英国在海上的优势。

•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 年），战后签订《乌得勒支和约》，获得直布罗陀、米诺卡岛及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贸易特权，成为最大赢家。

• 詹金斯耳朵战争（1739-1748 年），最终通过《亚琛和约》维持了殖民利益。

• 七年战争（1756-1763 年），英国在北美击败法国（如魁北克战役），在印度确立殖民优势，战后签订《巴黎和约》，成为 “日不落帝国”，奠定全球殖民霸权。

英国此时期的战争以海外殖民扩张、争夺霸权为核心，奠定了全球殖民帝国的基础；

而同时期的清朝的战争以巩固国家统一、维护边疆稳定为主，最终形成了疆域辽阔的多民族国家。

• 平定三藩之乱（1673-1681 年），巩固了中央集权，为后续边疆治理奠定基础。

• 准噶尔之战（1690-1757 年），贯穿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针对漠西蒙古准噶尔部的割据势力。最终重新将新疆纳入中央直接管辖。

• 收复台湾（1683 年），结束郑氏政权（1662 年郑成功建立）的割据，加强了对台湾的管辖。

• 清缅战争（1765-1769 年），最终迫使缅甸名义称臣，维持了西南边境的稳定。

• 安南之役（1788-1789 年），最终因轻敌战败，后阮惠主动请和，接受清朝册封，维持了中越宗藩关系。

但是战争筹款层面：英法依赖 “议会 / 契约型治理”，清朝则依赖 “皇权专制下的行政命令”。

英国通过议会批准商业税（如关税、消费税），并依托伦敦金融市场发行国债（1694 年英格兰银行成立后，国债制度规范化），利用商人、银行家的资本支持战争；

而清朝是典型的 “农业帝国”，经济以小农经济为核心，商业被视为 “末业”，且缺乏全国性金融市场。战争筹款的核心是 “压榨农业剩余”：

• 以田赋为基础（占财政收入 70% 以上），战争时通过 “加征”（如平定三藩时的 “练饷”）、“摊派”（将负担转嫁给地方州县）抽取农民财富；

• 辅助手段包括盐税、关税（但规模小，且主要用于日常开支）、捐纳（卖官鬻爵，让富人 “捐钱换功名”），以及动用国库储备（如内库、藩库的存银）。
  其经济基础是 “农业税 + 行政强制”，与市场资本几乎无关。

清朝皇权 “乾纲独断”，财政权完全由中央（皇帝 + 户部）掌控，地方无自主征税权。战争筹款无需 “协商”，直接通过行政体系下达命令：

• 中央可强制地方 “协饷”（富裕省份向战区拨款），如平定准噶尔时，山西、陕西等省需每年向西北前线输送数百万两白银；

• 对农民的 “加征” 无需征求同意，由州县官直接执行（如 “三饷加派” 虽在清初被废除，但战争时仍以 “军需” 名义临时加征）；

• 捐纳制度也由中央统一规定价格和功名等级，地方仅负责执行。

这就造成，筹款始终围绕 “农业剩余”，加征、摊派直接加重农民负担，捐纳则导致官僚体系腐败（买官者上任后疯狂敛财回本）。

例如，平定准噶尔的数十年间，西北各省 “协饷” 累计超 1 亿两白银，多由农民田赋转化而来，导致陕甘等地 “民穷财尽”。

1. 正税超额征收：清朝田赋 “正额” 有定制，但为筹饷，陕甘等地常以 “军需浩繁” 为由，将正税按 “浮收”（实际征收远超定额）方式加征，税率普遍提高 30%-50%，部分地区甚至翻倍。例如，康熙末年陕甘 “每田一亩，正税之外，附加军需银三钱”，而当时农民一亩地年收入仅约一两白银，仅赋税就占去三成以上。

2. 附加税名目繁多：除正税外，还新增 “火耗”（赋税折银时的损耗加价，本为地方惯例，此时被大幅提高至 20%-30%）、“平余”（银库称量时的盈余加价）、“军需摊派”（直接分摊战马、粮草、运输等费用）等，甚至出现 “预征”（提前征收未来 1-3 年的赋税）。雍正年间，甘肃巡抚曾奏报：“民户完纳正税后，仍需缴火耗、军需摊派共达正税之半，贫者无以为继。”

3. “摊丁入亩” 的变相加重：尽管康熙晚年推行 “摊丁入亩”（将人头税摊入田赋），本意减轻农民负担，但在协饷压力下，陕甘等地将丁银摊入田亩的比例远超其他省份（如陕西每亩摊丁银 0.05 两，而江南仅 0.02 两），实际加剧了土地持有者的负担。

陕甘农民为避税，纷纷弃地逃亡，或涌入深山、戈壁，或流向四川、山西等地。

贫困与压迫使民间秘密教派（如白莲教分支）得以蔓延，成为农民反抗的组织形式。

• 康熙五十七年（1718 年），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陕甘军饷浩繁，民力已竭，近闻陇东有民食树皮、草根者，逃亡载道，不可不忧。”

• 乾隆《甘肃通志》记载：“自平定准噶尔以来，河西（甘肃西部）百姓‘终岁勤耕，仅足完赋，家无宿粮，衣不蔽体’，遇灾则‘饿殍遍野，尸积于道’。”

• 清代文人吴振棫《养吉斋丛录》记载：“陕甘协饷取之于农，数十年间，民之贫者，‘卖妻鬻子视为常事，老弱转死于沟壑，壮者散之四方’，地方凋敝，几无生机。”

史学家黄仁宇专门考证过明清的税收与财政问题。据历史学者梁柏力的综合，清初战事频仍时期，除了税收，朝廷还依靠捐纳制度，即卖官鬻爵，鼓励商人通过捐纳取得功名。清政府和商人们有很多合作，如由“皇商”帮助运送战争物资，支持在准噶尔征战的清兵。据信，到19世纪后半期，这些隐性的财政收入所占比例日增，通过捐纳途径当上地方官的人已占到官员的一半。晋封为“皇商”的“专卖”为皇家采办货物，将军需物资送达战事前线，不但获得厚利，而且有了功名。这种战争财政的体制一直到同治朝还在实施，运作有效。只是到了“洋务运动”，清政府才认识到为强兵而购买洋人的枪炮，必须拿真金白银，投资兵工厂要货币资本。

大清朝廷后期向外国银行借了不少钱，这是后话。但直到倒台，它也没向国内市场借钱（只在1906年有一次失败的尝试），这未必不是中国近代金融没有发达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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