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动乱中的告密者：终于理解叶文杰为什么对人性绝望！

在中国，告密之风，历朝不绝。因为告密可以博得掌权者的宠信，可以立功受赏，可以加官晋爵，并且可以整垮仇人。
观中国现代史，告密者玩意，让一个人对人性产生彻底的失望！
十年动乱期间，在一些机关单位，有的人整天怀揣小本子，谁若讲了一句有毛病可挑的话，他一转脸，便掏出小本子，将其记下，某某于某日讲了什么话，有谁在场，记得一清二楚，然后向上级告密。
而这股风气，蔓延整个神州……

到乡镇、到村、到生产队……

1958年第22期的《中国青年》杂志还刊登有姚文元的一篇对巴金小说《家》的批评文章，在文章中，姚毫不留情地批评巴金的小说“把血缘的感情放在阶级感情之上”，削弱了“青年‘大义灭亲’的斗争性”。
所以，“大义灭亲”事迹屡见不鲜——子女检举父母，妻子检举丈夫，哥哥检举弟弟者层出不穷，红卫兵告密“弑母”这类案例层出不穷！

1970年，张红兵的母亲在家发表了一番言论，让“根正苗红”的张红兵举报为“反革命”。两个月后母亲被枪决。

16岁的张红兵写了封检举信，与红卫兵胸章一起，塞进了军代表的门缝。他检举的是自己的母亲方忠谋。

根据当年的历史材料、后来的法院文件以及当地县志记载，1970年2月，方忠谋在家中发表了支持刘少奇、批评毛泽东的言论，她被自己的丈夫张月升和长子张红兵举报。

方梅开说，以为姐姐也就是判刑“蹲大牢”。但两个月后，方忠谋被认定为“现行反革命”，并被枪决。

十年后，1980年7月23日，安徽宿县地区中院作出了再审判决，认定原判决完全错误，“实属冤杀，应予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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